虽然已进入冬天，但还没有数九，麦田还没有上冻。当秋燕从高崖上跌落下去的时候，松软的小麦地保护了她。死神没有接受她的请求。她只听到“哗啦”一声，好像有什么东西从她的内衣口袋里倒了出来，她顺手一摸，便摸到了两块圆圆的冰冷冰冷的金属。
“银元！？”她的脑子一下子清醒了，随即，她便剧烈地抽泣了起来。
她想起了这两块银元的来历，想起了可怜的父母……
她的二叔是大队革委会副主任，凭着这一层关系，再加上她的父亲送给大队革委会主任的一包煮饼，两盒“大前门”牌香烟和十个鸡蛋，在她们村只有三个名额的情况下，她有幸被推荐上了县一中，她的母亲——这个及其聪慧，可惜只读了三年小学的农妇，因生活的艰辛，贫穷的折磨，致使其四十多岁的年纪却显出了花甲之人的苍老，她身体瘦弱，脸色憔悴，整日愁眉苦脸，沉默寡言。可当她听说女儿秋燕被推荐上了全县最好的高中时，她的脸上终于绽出了灿烂的笑容。笑得那样开心、那样欣慰、那样自豪。她似乎从这个二女儿身上再次看到了希望之光——在大女儿秋丽身上她第一次看到了希望，但得到的结果却是撕心裂肺的痛苦。
她虽然只有小学三年级的文化，但她还是懂得“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道理，更何况隔壁的刘老大就是一个最现实最直观的例子。刘老大的三女儿上了两年师范学校后，就当了公办老师，后来又嫁给了一个什么局长的儿子。原来又窝囊又恓惶的刘老大，光景过得一塌糊涂，家里穷得跟水洗过一样。娃娃们穿的衣服又破又烂不说，就是连吃的也是上顿不接下顿。村里人都斜着眼睛看他，可如今人家说话气粗了，光景滋润了，连伺候了他多半辈子的旱烟锅也扔了，嘴上常天叼着“黄金叶”，穿着灰色中山服，戴着呢子鸭舌帽，那派头啊，就像城里的大干部一样。去年腊月的时候，他家里购买了一辆崭新的“永久”牌自行车，今年春天，又添置了一台“蝴蝶”牌缝纫机……这一切对于这个历尽生活艰辛、饱尝穷困折磨的农村妇女而言，其诱惑力是不言而喻的。她羡慕刘老大，日思夜想着自己的女儿也能像刘老大的女儿一样。因此，供秋燕上大学，最少也要上个中专、中师之类的学校，就成了他们夫妇坚定不移的信念。家里钱紧张，她就从娘家妈偷偷给她的、珍藏了几十年的八块银元中拿出两块给了秋燕，要她从银行兑换后购买学习用品和用作生活费。
当秋燕看到瘦弱的母亲，弓着腰，撅着屁股，把头埋进紫红色的大箱子里，在箱子最底部拿出一个用格子粗布做的小布包时，不知怎么，她就流下了眼泪。她从母亲手里接过这两块银元后，一直舍不得去银行兑换，她知道这两块银元的真正意义和价值。
如今，在她准备结束生命的时候，捏着这两块银元，她似乎又看到了妈妈在箱子里取银元时的情景，看到了妈妈把银元递给她时那疼爱而又殷切的目光……
“死！？撇下父母，撒手而去？自己摆脱了滚滚红尘的烦恼和痛苦，得到了永久的宁静和超脱，而父母呢？让他们哭天喊地，捶胸顿足？让他们肝肠寸断、以泪洗面？让他们断子绝孙，让李家断了香火？让他们再次遭受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和摧残？姐姐已经去了，我是他们的所有，我怎能再去？他们老何所依，他们情何以堪……
秋燕想着，便依稀看到自己僵硬地躺在尸床上，妈妈披头散发地瘫卧在旁边，几度昏迷，几度撕心裂肺的呼唤；看到了爸爸孤独地蹲在门槛上，泪水纵横，不胜悲苦的饮泣……
（实际上她眼前浮现的是姐姐秋丽死时的情景在她脑海中的再现）
“不，我不能死！不能死呀！”秋燕的心里不断地重复着这两句话，强忍着下身和膝盖、脚踝处的疼痛，艰难地从地下站起来，理了理散乱的头发，拍了拍周身的尘土，搓了搓布满泪痕的脸颊——她要把今天晚上所遭受的蹂躏与屈辱永远埋藏在心灵的最深处，她要若无其事地去找校长、找教导主任、找欧阳老师，她要申诉冤屈，她要洗刷耻辱，她要继续读书，她不能让自己梦断于此，不能让父母寒心绝望。
但她万万没有想到，今天晚上的遭遇，竟成了灾祸的种子，在不久的将来，这颗祸种就会开花结果。
当秋燕来到学校门口时，同学们的第一节晚自习还没有下来，教学区灯火通明，而教导处门前只有一盏光线微弱的路灯，像垂死的老人的眼睛，无力地打量着这个全县第一流的学府圣地。在微弱的灯光下，有一个圆形花池——这是今年暑期教导处温主任凭着自己的特殊关系，上边直接拨款给设计建造的。花池的中央，是一座设计拙劣平庸的假山——其实只是几块石头生硬地堆砌在一起而已，既没有奇特的形貌，也没有险峻的山势。在朦胧的夜色中看去，它倒很像一头蹲着的大黑熊，除了平添一些恐怖色彩以外，再没有其它作用。
秋燕站在门口，目光穿过一道一道竖着的钢管的缝隙，看着校园，一股难以遏制的酸楚就涌上了心头，泪水也随之夺眶而出。她想，这个曾经让自己心往神驰的地方，为什么美丽的梦想恰恰在这里被击碎？为什么人生的扁舟偏偏在这里触礁？难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