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又回到城里，在小学和在中学任教期间，我又为数以百计的伤病员治疗过伤病，而且依然和过去一样，不要任何报酬。
不仅不要钱，连名声也不让他们张扬。
治疗都是在暗地里悄悄进行的，疗效是保密的。
父亲与师父“救人济世”的做人准则，我视为立身之本。
不追逐个人名利，固然是我不愿张扬的原因之一，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我不是一个取得行医执照的医生。
再说，我施行的道医并不为当时人所理解，不小心，“封建迷信”的帽子扣下来，我就招架不住了。
所以，差不多十年的行医实践都是非公开的，甚至是有些秘密性质的实践。
这个阶段，我因为年轻气足，精力充沛，一遇到伤病员，有个实践机会，就贪婪地抓住不放，象个十足的饿汉，不过，正因为这大量的实践，才使我在这个领域里日臻成熟，并积累了不少宝贵的经验。
我不惴冒昧，竟敢向摩托车宣战。
事情发生在1983年的寒冬。
地点在海拔近三千米的跑马山下康定城。
12月9日的康定，城周围重迭的群山银装素裹，城内时见冰帘垂挂，天寒地冻，人们都躲在屋里，烤着炉火。这时，一个身着公安制服的中年男子冒着彻骨的寒风，骑着摩托车在路上行进着。高原上的路早就冻结了，一不小心车轮就会打滑。
果然，不幸发生了，摩托车翻倒，车翻人伤。
这个骑车人就是甘孜藏族自治州公安局的干部赖发忠。
老赖马上被送到当地医院，照片的结论是：“右腿胫骨粉碎性骨折，胖骨粉碎性骨折”。
医院给他进行了骨复位，并打了石膏。卧床整整三个月后，取掉石膏，伤处红肿仍未消失，骨痂也未生成，于是医院只得将老赖右腿伤处再打断重接，仍如前法炮制。
又是三个月过去了，老赖的伤处还是红肿不消，也形不成骨痂。治疗宣布失败。
本地治疗不好，老赖就被转到内地求医。他去了两家大医院，无论哪一家医院诊断之后的结论都一样；骨髓腔已闭合，唯一的办法是施行手术，从膝关节处截肢。
老赖的右腿保不住了，这个正当壮年的汉子眼看着就要成为一个残废。
在这严酷的现实面前，倔强的老赖说：“我宁肯自杀，也不愿锯腿！”
老赖立刻回到甘孜州，四处寻医求救。
恰巧这事被州体委知道了，他们找到我，问我象这种情况还有没有办法。
这个时候已经是1984年6月，距离老赖车祸受伤已经半年。
我的回答只有两个字：试试！
胫、排二骨粉碎性骨折；两次接骨均告失败；两个大医院宣布骨髓腔已闭合，除了截肢别无他法；而且病程又已绵延整整六个月··……
面对这一切，我只能说：“试试！”
我不惴冒昧，决心向摩托车宣战了。
我先对赖发忠施以道家的一种特殊的手段——理法进行治疗，以吻合其裂痕，舒通筋脉，然后再对着他发放内气，一股沁人的凉气浸入老赖的骨质。
第二天，老赖伤处一直存留的红肿突然消失了许多。
第三天，我如法再治，红肿全消。
我按祖传36味接骨丹古验方配药，为他调药外敷，又亲制蟹散让其内服。
20天后老赖不仅自己感觉良好，而且到医院照片，结果令他瞠目结舌。照片结论是：“骨痂形成，愈合良好。
”治疗了180多天，两次接骨，求的就是骨伤处形成骨痴。
180多天没有得到的东西，在宣判截肢后，我仅用了20多天时间就让他得到了。
他怎能不惊讶得几乎不相信照片的结果，怎能不惊喜得热泪盈眶·····
以后发生的事更让他惊奇！
25天以后，老赖可以下地行走。
30天后，老赖重返工作岗位，无论行动攀登，皆如常态。
我有一个大病房，我成了应接不暇的医生
我不是一个医生，我有作为一个体委工作干部的业务本行，但是“救人济世”的责任心和弘扬气功道医的强烈意愿支撑着我，只要时间和精力许可，我总是乐意为病人解除痛苦。
我的病房很大，很大，无边无涯。
在路上，我救治过急病患者；在火车上，我挽救了一名肠绞痛患者垂危的生命；海外同胞、外国友人也都曾经是我的病员。
虽然每次发放内气治病，都要使我个人受损，但当病人痛苦不堪的表情消失，痛楚遁去之时，我就得到莫大的安慰，以致忘记个人的疲惫。
我这里有一封成都军区新都干休所穆静德写给我的感谢信，信中写道：
“我因脑血栓后遗症引起右偏瘫已两年，行走困难。于1988年4月7日14时23分，由两个人扶进教室，请王庆余老师作气功治疗。
经王老师8分钟发气点穴，立见成效。我感到轻快了，丢掉拐杖，无人搀扶，自己来回走动。回到家里也可以自己上楼(原来要人扶上楼)。
我和家属都很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