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又回到城里,在小学和在中学任教期间,我又为数以百计的伤病员治疗过伤病,而且依然和过去一样,不要任何报酬。
不仅不要钱,连名声也不让他们张扬。
治疗都是在暗地里悄悄进行的,疗效是保密的。
父亲与师父“救人济世”的做人准则,我视为立身之本。
不追逐个人名利,固然是我不愿张扬的原因之一,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我不是一个取得行医执照的医生。
再说,我施行的道医并不为当时人所理解,不小心,“封建迷信”的帽子扣下来,我就招架不住了。
所以,差不多十年的行医实践都是非公开的,甚至是有些秘密性质的实践。
这个阶段,我因为年轻气足,精力充沛,一遇到伤病员,有个实践机会,就贪婪地抓住不放,象个十足的饿汉,不过,正因为这大量的实践,才使我在这个领域里日臻成熟,并积累了不少宝贵的经验。
我不惴冒昧,竟敢向摩托车宣战。
事情发生在1983年的寒冬。
地点在海拔近三千米的跑马山下康定城。
12月9日的康定,城周围重迭的群山银装素裹,城内时见冰帘垂挂,天寒地冻,人们都躲在屋里,烤着炉火。这时,一个身着公安制服的中年男子冒着彻骨的寒风,骑着摩托车在路上行进着。高原上的路早就冻结了,一不小心车轮就会打滑。
果然,不幸发生了,摩托车翻倒,车翻人伤。
这个骑车人就是甘孜藏族自治州公安局的干部赖发忠。
老赖马上被送到当地医院,照片的结论是:“右腿胫骨粉碎性骨折,胖骨粉碎性骨折”。
医院给他进行了骨复位,并打了石膏。卧床整整三个月后,取掉石膏,伤处红肿仍未消失,骨痂也未生成,于是医院只得将老赖右腿伤处再打断重接,仍如前法炮制。
又是三个月过去了,老赖的伤处还是红肿不消,也形不成骨痂。治疗宣布失败。
本地治疗不好,老赖就被转到内地求医。他去了两家大医院,无论哪一家医院诊断之后的结论都一样;骨髓腔已闭合,唯一的办法是施行手术,从膝关节处截肢。
老赖的右腿保不住了,这个正当壮年的汉子眼看着就要成为一个残废。
在这严酷的现实面前,倔强的老赖说:“我宁肯自杀,也不愿锯腿!”
老赖立刻回到甘孜州,四处寻医求救。
恰巧这事被州体委知道了,他们找到我,问我象这种情况还有没有办法。
这个时候已经是1984年6月,距离老赖车祸受伤已经半年。
我的回答只有两个字:试试!
胫、排二骨粉碎性骨折;两次接骨均告失败;两个大医院宣布骨髓腔已闭合,除了截肢别无他法;而且病程又已绵延整整六个月··……
面对这一切,我只能说:“试试!”
我不惴冒昧,决心向摩托车宣战了。
我先对赖发忠施以道家的一种特殊的手段——理法进行治疗,以吻合其裂痕,舒通筋脉,然后再对着他发放内气,一股沁人的凉气浸入老赖的骨质。
第二天,老赖伤处一直存留的红肿突然消失了许多。
第三天,我如法再治,红肿全消。
我按祖传36味接骨丹古验方配药,为他调药外敷,又亲制蟹散让其内服。
20天后老赖不仅自己感觉良好,而且到医院照片,结果令他瞠目结舌。照片结论是:“骨痂形成,愈合良好。
”治疗了180多天,两次接骨,求的就是骨伤处形成骨痴。
180多天没有得到的东西,在宣判截肢后,我仅用了20多天时间就让他得到了。
他怎能不惊讶得几乎不相信照片的结果,怎能不惊喜得热泪盈眶·····
以后发生的事更让他惊奇!
25天以后,老赖可以下地行走。
30天后,老赖重返工作岗位,无论行动攀登,皆如常态。
我有一个大病房,我成了应接不暇的医生
我不是一个医生,我有作为一个体委工作干部的业务本行,但是“救人济世”的责任心和弘扬气功道医的强烈意愿支撑着我,只要时间和精力许可,我总是乐意为病人解除痛苦。
我的病房很大,很大,无边无涯。
在路上,我救治过急病患者;在火车上,我挽救了一名肠绞痛患者垂危的生命;海外同胞、外国友人也都曾经是我的病员。
虽然每次发放内气治病,都要使我个人受损,但当病人痛苦不堪的表情消失,痛楚遁去之时,我就得到莫大的安慰,以致忘记个人的疲惫。
我这里有一封成都军区新都干休所穆静德写给我的感谢信,信中写道:
“我因脑血栓后遗症引起右偏瘫已两年,行走困难。于1988年4月7日14时23分,由两个人扶进教室,请王庆余老师作气功治疗。
经王老师8分钟发气点穴,立见成效。我感到轻快了,丢掉拐杖,无人搀扶,自己来回走动。回到家里也可以自己上楼(原来要人扶上楼)。
我和家属都很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