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就小得多，而且厂里还能多一笔收入，何乐而不为呢？于是联营的模式很快流行开来，联营涉及的范围也不再是技术培训，甚至还扩展到设备调试、产品研发、协调外汇、品牌支援等多个领域。
事情发展到最后，甚至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国营厂干脆就不生产了，把生产任务交给乡镇企业，那些乡镇企业成产出来的产品挂着他们的牌子卖，国营厂坐着等收钱就行了。
某些阶段，这种合作方式可谓是皆大欢喜，国营厂降低了生产成本，消费者得到了更充足、质量更好的产品，乡镇企业找到了进入市场的办法，得到了人才、技术、品牌各方面的支援。
更重要的是，乡镇企业还可以通过联营的方式，获得计划内物资、绕开政策方面的阻拦，进入原本乡镇企业无法进入的领域。
比如着名的上海凤凰牌自行车就曾经被授权给广西玉林、浙江绍兴等多家乡镇企业，这些企业生产出来的自行车堂而皇之的挂上了凤凰牌的名字，在当地市场大卖特卖。
但是这种合作模式会引发一个问题，那就是国营企业的空心化，厂子把生产任务都交给乡镇企业，那么你们还剩下什么呢？
这可跟苹果让富士康代工的合作模式不一样，苹果虽然不生产手机，但是他们掌握着核心技术，将品牌牢牢握在自己手里，富士康只能赚点辛苦钱，最大的利润还是被苹果给吃了。
富士康想自己生产手机买，那是不可能的，光一道专利门槛就能拦死你，退一万步讲，就算你能生产出手机，能和苹果一样得到消费者的认可么？
而联营则相当于苹果授权给富士康，你们可以生产手机自己买，也可以挂我们的牌子，只需要给我们稍微交点钱就行，多余的利润都是你们的；郭台铭要是能拿到这个合同，估计能笑疯，这不是给我送钱么？
现如今好多国营厂都是这么干的，日后他们的下场可不怎么好，有的甚至被联营的乡镇企业给吃了。
其中的典型就是沉阳双喜压力锅厂，这家工厂生产出了中国第一口压力锅，此后一直是国内本行业的龙头。
去年浙江玉环县农机厂的厂长苏增福找到双喜厂，他想尽了办法终于说动双喜厂同意和他的小厂子联营。
先是给双喜厂做配件，等积累了一定的技术和人才之后，苏增福就直接开始生产压力锅。
九十年代的中国，一家厂在浙江，一家厂在东北，生产同样的产品，在质量差不多的情况下，那家厂销量更好就不用说了。
浙江的营商环境、消费能力、交通便利程度都不是东北能比的，所以苏增福生产的双喜牌压力锅销量很快就超过了双喜厂，而双喜厂由于种种原因，每年从苏增福这儿拿到的五百万授权费竟然成了利润大头，超过了他们销售产品的收入。
到这种时候，继续和双喜厂联营已经没意义了，所以苏增福果断地甩掉了双喜厂，成立了自己的新品牌，苏泊尔就此诞生，几年后，苏泊尔就占据了国内压力锅市场的半壁江山，双喜压力锅已经几乎看不见了。
通俗来讲就是乡镇企业一开始采取联营的方式，就像攀缘植物依靠大树、吸取大树的养分才能活下去，随着时间的流逝，攀缘植物日益壮大，大树却渐渐衰老，到最后攀缘植物变成了茁壮的参天巨木，原来那棵大树却早就死了。
李未想要和鹿乡化肥厂联营，肯定不是送上去让人吸血的，核心技术以及关键生产环节绝对会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鹿乡化肥厂也就挣个辛苦钱而已。
这样的话，鹿乡化肥厂从联营中得到了好处，就不会反对河阳化肥厂的产品进入鹿乡市场；同时河阳化肥厂不用增加成产线和工人数量，就能扩大生产规模，可谓是一举两得。
另外，从长远来看，鹿乡化肥厂也会因此对河阳化肥厂产生依赖，等将来政策出现变化，民营企业可以进入化肥领域的时候，李未想收购鹿乡化肥厂，那就是一句话的事情。
你们不想被收购也行，我停止授权给你们，你们自己研发生产产品吧？躺着过了十来年好日子的鹿乡化肥厂能做到这一点儿么？显然是不可能的。
邢书望没有李未想得多，他只觉这个办法不错，既能满足果树施肥的需求，又可以让鹿乡化肥厂多一笔业务，这种好事自然是要支持的。
“等年后我先去鹿乡化肥厂看一看，然后把相关人员都叫到一起开会，大家好好讨论下这件事！我估计啊，鹿乡化肥厂可能有点意见，因为人家是副处级的厂子，河阳化肥厂才是副科级，联营却要以你们为主，厂领导怕是不高兴啊！”
邢书望预料到了这件事的难处，但让李未哭笑不得的是，这个难处并不是鹿乡化肥厂认为这件事对企业发展不利，想要获得更大自主权，而只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名分问题！
然而对现如今的国企领导来说，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我是副处级的厂子，就比你一个副科级的小厂牛逼！我们两家合作，你肯定得听我的。
“不过不要紧！鹿乡化肥厂现在的日子不好过，今年到现在还没有发年货呢，他们到时候要在再纠结这些虚头巴脑的东西，我一准儿让他们好看！他们要是想以自己为主也行，那就让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