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这两人品行还算高洁，只在政见上进行争论，并不在人身上进行攻谀。
可参与变法的其他人等，就未
必有他们这样的气度了。
直到并不赞同新法的所谓“新党”蔡京的上台，变法之争终于失控。蔡京这位中国历史上排的上号的奸臣，实际上既不是“新党”、也不是‘旧党’，而不过是个投机派而已——新党上台他就支持变法；旧党上台他就主张守旧，只要能够帮助自己升官发财，再怎么左右横跳他都是不会在意的。等蔡太师自己上了台，他索性来了个一网打尽：不管你是新党，还是旧党，肯效忠我的，就能步步高升、飞黄腾达了；不肯效忠我的，那就只好滚出朝廷、永不叙用了。
这位书法成就位列“宋四家”的蔡京先生，还懂得“好记性不如烂笔头”的道理，特意将党同伐异的受害者刻在碑上，就怕自己忘了谁、漏了谁。这块碑，叫做“元祐党籍碑”，流传了将近一千多年，依旧基本完好，足可谓是“遗臭千年”了。
可惜遗臭的，并非是碑文上记载的所谓奸党，反而是炮制这块碑文的蔡京。以至于蔡老先生名气太差，就连他的书法成就都遭了殃，被开除出了“苏黄米蔡”宋四家的队伍。
总而言之，元佑党争，大概可以说是宋朝官场上的一次世界大战了，而此次围绕着柴安风的“宝庆党争”，隐隐然已经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趋势了，说不定这场党争结束之后，也会留下一块流传千年的“宝庆党籍碑”……
而参与党争的，人人都想做那个刻碑的人，而不想成为碑刻上的名字，所以一旦陷入了党争，就绝不能手下留情。
要是站在后世人的眼光来看，或许只要袖手旁观、隔岸观火，未必不是自保之策。然而文人的花花肠子太多，远没有武人那样的直率
。只要进入了官场，自然会有人逼你表态、逼你站队。而无论处于何种考虑，不愿表态、不愿站队的，则会被视为骑墙派，不但成不了两边的朋友，反而会成为所有人的敌人。
就好像“元佑党争”之中的东坡先生苏轼。其实苏大学士的观点是十分客观的，既赞成新党的政见，也支持旧党应当稳妥从事的主张，既不屑于新党的某些做法，也鄙薄于旧党的拆台行为。这样一来，苏轼就惹了众怒，无论是新党上台，还是旧党上台，都会拿这位文采满天下的东坡居士开刀。
当然了，这些文人对于苏轼还多了一分私心——都说你苏东坡是天下第一才子，那只要斗倒了他，是不是第一才子的名声就落到我头上了？
新仇旧恨交织在一起、公怨私忿掺杂在一块，这就是党争的常态了。
眼看“宝庆党争”愈演愈烈，皇帝就首先架不住了。
当今皇帝赵昀，是个临时被抬上皇位的小皇帝，既没有多少才干、也没有多少经验，一看这个阵势，自己就先慌了神。然而他是不敢去质问权倾朝野的史弥远的，只敢派出太监保宁去询问柴安风，要问问他，朝野内外，到底发生了什么？
党争，这场燎原大火，确乎是由史弥远点起来的，可柴安风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火上浇油的作用。当然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柴安风可不是那种以怨报德，别人要砍你，还要把头伸出去的人。
不过他是不会承认这一点的，只说自己也搞不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更何况他现在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就跟个小寡妇似的，也没本事掀什么浪花来。
就这样，朝野上下的笔墨官司打了三天，奏章忽然一下子变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