么也不说，洗手，擦手，坐在马扎上，给小炉子添上煤，拿起烟笸箩卷上支烟，点上火，吸了一口，才对我说：“你就是贾清？”
我说：“是。”
局促不安。
她说：“坐吧！”
才又倚在床沿上。
她又出去。可能吴玉花替她烧火，不放心，又到厨房看了看。
回来仍然坐在小马扎上，这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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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今天叫你来，也没什么事情，只是告诉你，你和玉花的事我没什么意见。但有件事要提前和你说清楚……”
问了家里的情况。
又问我：“你多大了？”
我说：“二十二了。”
她说：“是呀，也不小了，在家里你又是老大，也该结婚了。玉花比你还大，更该结婚，这就是要和你说的。你们的事我虽然没意见，但结婚要等到三年以后……”
“三年以后？”
“是啊，你看你能不能等，行不行？”
没想到事情这么顺利，其它别的没大想，连忙说：“行、行！”
她妈看着我：“也不能光你说行，要和你家老人商量，家里说行才行。我这也是没办法，还只望玉花挣钱帮我养家呢？”
我还说“行！”
她没再说话，站起来出去了。
那年她也就五十多岁，穿件浅绿色罩衣，戴着白套袖，很精干的一个人。和吴玉花相比不像母女倒像姐妹似的。
那天，没看见她家什么人，在里间炕上有个孩子睡觉。不管吴玉花还是她妈都没说那孩子是谁。以后才知道，是她家最少的孩子叫“垒垒”，那年四岁了，不像别人说的还吃奶。
这以后两年多的时间里，我每个月最少去她家一两次，有时三四次，视情况不同。父亲对这桩婚事很满意，说“大就大，三年就三年，咱能等！”为了扩大影响本来还想办个“订婚”，可她妈不同意，说“那多费钱，算了、算了，到时直接结婚就行了！”
就没办。
……
这是和吴玉花见面两个星期后，吴玉花告诉刘秀英，刘秀英告诉郝强，郝强又告诉我说她妈要见我，才去的她家。
她在马路旁胡同口一棵小槐树下面等我，和她妈见了面又把我送到那儿。来来去去都没说话，就像这事早就成了似的。没问我对她印象如何，我也没问她。这种状态一直沿续到我们结婚。就是以后包括去她家或者在厂里，我们单独在一起的时间少之又少，更别说去小树林了。这是因为她家事太多了，除了上班大部分时间都在家里干活。
第一次除外，那是因为刚交了活，新活还没拉回来。
她家帮火柴厂糊火柴盒。
可以后再去，外间的床上、地上、以及靠墙的一张小方桌上、包括里间都垛满了火柴盒。县里有家火柴厂，朝外放零活，让人把火柴盒拉回来在家里糊。
吴玉花下了班，大部分时间在家里糊火柴盒。
时间也不对，我光上常白班，她两班倒，活多了还上三班。她上白班晚上倒是有时间，如果不糊火柴盒完全可能把她约出来，就是不去小树林，也可以在街上逛逛，可她没时间，对我说：“这事就这么着了，至于其它别的我确实没时间。”
我当然理解，也不难为她。
何况，不管上什么班她妈都知道，下了班只好赶紧朝家里赶。
我去她家除了帮着糊火柴盒，主要工作是帮她家卖柴禾，冬天卖煤，但不多，也就一两次。还是卖柴禾多。去了才知道，她家姊妹六个，她是老大，下面四个妹妹一个弟弟。我们谈恋爱那会儿，她大妹妹卫校毕业刚参加工作，其它四个都上学，小弟当然没上，他还小只有四岁，就是“垒垒”。这么多孩子正是吃饭的时候，所以，她妈的工作乍一看好像除了做饭就是做饭，柴禾烧的格外多。城里不比农村，玉米秸、麦秸、上山拾点草也能烧，没这条件。但应该也有办法，柴禾好像也供应，又不太正规。“柴禾票”是一家人造板厂发的，火柴厂有时也发，但不太经常，听说都叫内部人员垄断了。还是人造板厂发的多，每户人家不定期发几张，给我的印象还是要托关系找熟人。票面也不讲究，不论斤只论捆，一张油印的三指宽、一扎长的白纸条，上面印着“下角料一捆”、“下角料二捆”、“下角料三捆”。就此打住，不超过三捆。
她妈最喜欢“下角料一捆”的柴禾票，有时弄到三捆的想方设法也要找人换成一捆的，这是因为我卖柴禾的能力。别的不说，论打捆的功夫，城里人都不会打捆，我会打，这是在老家干农活练出来的，现在正好派上用场了。人造板厂的边角料都是从纤维板上裁下来的，虽是边角料，但有一面仍然十分光滑，不容易捆住。看前好像捆住了，一上肩又滑出来，捆的越多滑的越厉害。我打的捆不存在这种情况，不但磁实、整齐、量大、又很结实，看着又不算大。柴禾场上厂里有人看着，不让打的太大，但她妈有办法，去了就给人家塞上包烟。所以，别人打的顶多七八十斤，我打的少说也有一百斤。还要有力气，从柴禾场背到大门口最少有二三百米，即便会打捆也背不了这么远，只有背出大门口把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