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成者王侯败者寇。成功者青史扬名；失败者百口莫辩，便做春江都是泪，流不尽，此间愁。
孟昶投降后，后蜀还有十四万蜀军，如果处置不好，很难保障蜀地的安定团结。
赵匡胤马上发布诏令，巩固伐蜀成果，要求在蜀地的官员做到“四要”：
一要稳定社会秩序；
二要优抚黎民百姓、免税赈灾；
三要安抚后蜀官员，把他们全部留用；
四要打开监狱，赦免部分土匪盗贼。
乾德三年（965）三月，孟昶刚离开成都不久，赵匡胤就下旨：将蜀军全部转移到京城开封。愿意去的，每人发钱十千；不愿去的，加发两个月的伙食费，遣散回家。
天高皇帝远，在伐蜀总司令王全斌这儿，“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这句话，算是彻底地得到验证了。
王全斌属于那种能打仗也能犯法的怪兽，天不怕地不怕，比“天子呼来不上船”的李白还过之而无不及。赵匡胤看中的也是他这一点，所以才让他领兵来打后蜀；老赵担心的也是这一点，所以不断地在后面唠唠叨叨，又是发电报，又是给他派官。
王全斌不以为然，他还躺在灭蜀的功劳簿上，洋洋自得，居功自傲。对赵匡胤的诏令，或是充耳不闻，或是执行不力，办起事来拖拖拉拉。
刚开始伐蜀之时，他就放纵部下打、杀、掠、抢。进入成都后，王全斌的工作更是一个字“抢”：强抢民女、强抢百姓财物。
沧海有底，欲壑难填。王全斌不懂得“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的道理，更不懂什么叫“修福持戒”，他只想满足自己一时的欲望。心中的洪水猛兽一旦打开闸门，火烧功德林，千年人设顿时崩塌。
有什么样的主帅就有什么样的兵，北路宋军打仗行，抢东西也很行。无论白天黑夜，这些人没有王法地在成都撒野行凶，人间天堂顿成人间地狱。
新任命的成都知府吕余庆，一到任，就有人向他报告，在药市上，有军校醉酒，持刀抢夺商贩的财物。吕余庆立即派人将醉酒军校逮捕，押赴菜市口砍头示众。此举果然起到震慑作用，那些抢红了眼的宋兵终于开始收敛暴行。吕余庆由此被加封吏部侍郎。
为什么打砸抢的一直是北路宋兵，而不是东路宋兵？
东路宋兵的主帅是刘廷让、监军是曹彬，他们严格执行着赵匡胤的命令，“凡克城寨，不可滥杀俘虏，乱抢财物。”曹彬是个不苟言笑之人，谁不听将令，斩立决！如是人，带出的必定是如是兵如是将。
所以，在成都就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现象，一股宋军在拼命地杀人越货，疯夺狂抢，一股宋军大营不出二营不迈，厉兵秣马，严阵以待。
一听说有钱发，蜀军将士本来还挺高兴的。然而王全斌对于赵匡胤的旨意，当做儿戏，公然私吞财物，克扣军饷。当一个人抢钱抢疯的时候，没有什么事情是他不敢做的。
蜀军这些雕面恶少儿没能保家卫国，没能守疆保土，心中本来就有恨，只是惧怕宋军的强大一再容忍。现在军饷都被宋军当官的扣下了，心里憋屈，也受够了这帮宋军的鸟气，实在是忍无可忍，不想再忍。空气中到处弥漫着浓浓的火药味，王全斌这帮疯子却浑然不知。
作为降兵，此去东京，千里迢迢，背井离乡，没钱没粮，前途未卜。走到绵阳的时候，十多万蜀军豁出去了，他们找了个带头大哥，推举曾任文州刺史的全师雄作为主帅，正式举起反旗，自称“兴国军”。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
王全斌手下的宋军烧杀抢掠，惹得老百姓怨声载道。在全师雄的号召下，越来越多的州县加入到叛乱的队伍，很快，蜀地竟然有十七个州都叛变了。
宋军入川，总共才五万人，除去在战斗中伤亡的，有战斗力的，王全斌手下有两万人，刘廷让、曹彬手下也是两万人。
四万对十万，差距不是一点点。叛军声势越来越大，很多宋军士兵和将领在平叛中丧身而亡，叛乱事态大有一发不可收拾之势。
叛乱一起，王全斌当时就想退下来，撂挑子不干了，成都知府吕余庆坚决不同意，众将也都说不行。
“现在到处都在叛乱，如果不把叛乱平了，将来问责，谁都逃不掉。”吕余庆道。
王全斌也知道自己这回麻烦真的惹大了，开始怕了，他一边奏报朝廷，一边安排刘廷让、曹彬出击平叛。
蜀地叛乱，让王全斌从伐蜀的大功臣一下子就变成了大罪人。
有人趁机告发王全斌及崔彦进破蜀时，抢夺民家子女、玉帛等违法之事。
朝中百官顿时炸开了锅，纷纷要求将王全斌处死，认为不杀王全斌不足以平民愤。
也有先下嘴为强的。叛乱一起，北路宋军的都监王仁赡，第一个跑回赵匡胤身边告御状，他把王全斌等大宋将领在蜀地乱纪的事，都检举揭发出来。他说自己也有错，但是愿意立功，将错全推到别人头上，没自己什么事。
赵匡胤其实早已从蜀地臣民和蜀地使者处获悉，打了胜仗的大宋将领们上贪下抢，胡作非为。他反问王仁赡道：“蜀地有位将领，索要女色钱财，这是何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