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国主!”
王自奇只是军情司的负责人,孙可望自然不会什么都和他说。对付李定国也自然不能用太“实”的办法,否则会引起对方的反扑。
相反,只要不涉及到军队和直接供给军队的钱粮,安排钱庄之类的金融手段,李定国和他的部将们大都不会重视,甚至是完全不当一回事。
毕竟,对于这群农民出身,被逼着造反,在实战中一步步成长为职业军人的大老粗们来说,带兵打仗他们无所畏惧,更是鲜有对手,可是治理天下,那就太难为他们了,更不用说对于这个时代堪称降维打击的金融手段了。
“自奇,针对江南的作战会议过几日就要召开了,你先别急着走,到时候还有任务交给你。”孙可望补充道。
南直隶镇江府府城,原本熙熙攘攘的街道上只有稀稀落落几人,两边的店铺更是大多闭门不开,因为大军入驻,税额提高,粮价上涨所造成的饥荒和商业凋零使得这座位于运河和长江交叉口,东临南京,北望扬州,南濒常州的商业城市日渐没落。
张煌言所部水师已经攻占了靖江,并在那座江中沙洲上留下了数百兵马,以及大小三十多艘战舰,不时便来骚扰,搅得城中的清军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一日都不得安宁。
不止是镇江,清军的所谓长江水师早已经被张名振剿灭,如今张煌言麾下的上万水师在长江水道如入无人之境,最远甚至到达了南京城北面,甚至还不止一次放炮,以示军威。
这还不是最严重的,对于清军来说,真正的心腹大患是张煌言水师对于其运输线的打击,这使得清军的粮草军需调配只能更多依赖陆地,耗费大增。若不是张煌言所部水师只能活动于长江主干道,恐怕清军的南北补给线都要被切断了。
而随着张煌言水师的活动越来越频繁,江南地区的奴仆起义也接踵而来,双方甚至遥相呼应,相互配合。不少奴仆暴动之后都选择了逃入太湖,投靠钱达,等待最终的大战到来。
为了防范张煌言大军的进攻和镇压此起彼伏的奴仆暴动,岳乐不得不请示顺治,扩张长江沿岸各城的绿营守军,同时派出八旗兵协助防守。这些地方都是清军的财税来源和运输大动脉,若是大乱,财税一断,别说是南方的战局了,便是北京的物资供应,恐怕也难以为继。
其实,随着北方各省民变起义不断,清军不得不加大军事投入,各省的额外开支都得仰赖南直隶,浙江两省,否则根本无法镇压。
当然,随着主要战场转移到了江南,清军的运输成本大大降低,而陕甘在孟乔芳的十年治理下,许多地方的屯田也取得了效果。清廷在无力支援的情况下,甚至想过让陕甘自筹粮饷,但最终因为对吴三桂和陕甘绿营军的提防,还是作罢了。
毕竟,放任吴三桂和陕甘绿营自筹军饷,据地而守固然可以节省大笔军费,但如此一来,无异于让对方割据。不到最后的时候,清廷还是不会放手的,尽管现在顺治和满州大臣们已经十分犹豫了。
他们是想汉人自相残杀,然后自己坐收渔翁之利,可转念一想,孙可望,李定国,郑成功等人已经如此强大,要是这些汉人倒戈了,那局势岂不是雪上加霜?
其实,岳乐上书过顺治,他没敢明说,只是稍稍暗示了一番。这种事情,要是追究起来,可是大罪,岳乐不是那种不知道分寸的人,他现在是带罪之身,更不敢直接说出口。
岳乐如今对于战局的走向并没有把握,李定国杀了他的密使,那就是不可能合作的意思了。郑成功虽然让人回来了,但也没有任何合作的意向,让人捉摸不透,好像是在观望一般。
而吴三桂通过胡心水传回来的消息,也听到了一些风声。他倒是想促成这些事情的落实,这样他就有更大的资本了,和刘文秀谈判的时候,如果是独立王国头领的身份,对他来说局面会好很多。
不过,吴三桂在清廷中的力量并不大,他并不能施展多少力量去影响,或者说推动这件事情更进一步。但知道了这件事之后,他更加坚定了清廷要亡的信念,朝着刘文秀靠拢的心更加急切了。
随着孙可望的“粮食战”逐渐生效,北方各省的粮价大涨,便是江南当地产粮区的粮价,也比往年高了一倍有余。
在如此巨大的利润驱使下,江南不少商人不顾清廷禁令,冒着砍头的风险,开始囤积粮食,然后向北方各省走私粮食。还有一些不愿意冒着走私风险的,则打算等到粮价再翻一番之后再卖。反正等百姓家中存粮耗尽,大家都饿极了,多少钱也得买,而这又造成了当地粮食价格的进一步上涨。
不同于孙可望有营庄支撑,可以高效调度使用各种资源,更能严厉打击走私,清廷控制下的土地很多掌握在各大汉人地主,各大旗主贝勒的手上,地方绿营守军也不可信。
这些耕地和耕地上的佃户,包衣们,在如此乱局之下,反而是进一步朝着大户贵族们聚拢了。
这其实并不难理解,在如此年景,清廷的加派徭役必然不会少,也绝对容不得商量。不止是普通的自耕农,便是八旗旗丁,手中的粮食除了缴纳赋税之外,便不剩多少了,要想维持生活,只能是向旗中的贵族们“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