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月：“明法度，国富强是从五霸到现在的七雄，变革是必须要走的路。韩、赵、魏三国，都曾强盛过一时，尤其是魏，魏文侯师事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重用李悝、乐羊、西门豹、吴起等人实行经济、政治制度的改革，一度成了当时最强盛的国家。后来由于改革未能贯彻到底，加以所处地势不利，战争繁频，在秦的不断攻伐下，逐渐衰弱下去。赵国在赵烈侯时用公仲连为相，以士出身的“中畜为师，荀欣为中尉，徐越为内史，推行变法，以仁义，约以王道”；“选练举贤，任官使能”；“节财俭用，察度功德”。
张仪还分析了韩的现今的形式:韩也经历了变法改革，“韩昭侯八年，申不害相韩，修术行道，国内以治，诸侯不来侵伐。”一句话，三晋经过变法改革，开始强盛起来。赵僻处北方，所受战祸较少，致力于开拓东北的疆域。齐因历史悠久，文化又高，一直保持着东方大国的地位。近数十年来，以田氏为代表的新兴势力在迅速发展，控制了齐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大权，使齐国渐渐强大起来。
昭月继续讲述这战国开端这段历史:在田氏代齐之后，公元前３８６年田和正式列为诸侯，齐国的势力仅次于秦楚两大强国。这些新起的列强，都在觊觎着楚国。秦地处西北，本来十分落后，人称牧马贼。
从秦孝公元年（公元前３６１年），由于当时经济发展的要求，中原各国进步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影响以及他自己比较远大的目光，就“振孤寡，招战士，明功赏”，下令求贤。公元前３５９年，任用商鞅变法，奖励发展农业生产，大力提倡勇武战斗精神。政治、经济上的巨大变革，促使社会生产力迅速增长，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攻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孝公卓有成效的变法之后，惠文王能在先君变法致强的基础上继续发展。这样以来，国富兵强，锐意扩充的秦，就成为六国的最大威胁。
秦不仅兵强粮足。再看看其他六国，其国君高瞻远瞩，老谋深算。他们依照预定计划，首先用全力攻魏。魏屡遭惨败，失去河西地方七百里，被迫迁都大梁（今河南开封市），自此以后，国势大衰，将霸业让给了东海之滨的齐。到此秦国已经与三晋拉开了差距。齐距秦远，不会直接妨碍秦向东发展的路径。自此，秦就在攻韩、赵方面打开了一条通道。魏、韩、赵既灭，秦便以全力对付齐、楚，妄图鲸吞……”
屈原：“公元前１１世纪，周昭王，兴师南下，大举伐楚，但结果兵败身亡。到了公元前９世纪初，楚王熊渠，进一步大面积开拓疆域，并自立分封，与北方的周王朝分庭抗礼。公元前８世纪，楚武王之子楚文王迁都于郢。接连伐申、蔡，灭邓、息，兼国三十九，凌江汉间诸小国，小国皆畏惧之。面对这一现实，周天子无可奈何，只好顺水推舟地赐其胙肉，让楚“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
昭月:到了公元前７世纪时，楚庄王并国二十六，开地三千里，成了春秋五霸之一，问鼎周室，大有取而代之之势。战国以来，楚又相继灭蔡、枢、莒等国，到楚威王时，已是天下强国，“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天下莫能当也”。
总之，从西周经春秋到战国，楚先后兼并了长江和淮河流域的近七十个国家，版图几乎相当于其他六国的总和，是七国中疆域最大、军备最强、人口最多的国家。楚对外扩张之所以如此得手，除因国内有强大的物质基础，更因其历代明君政治清明。
有史书记楚庄王之世道：“商农工贾不败其业，而卒乘楫陆，事不奸矣……其君之举也，内姓选于亲，外姓选于归。举不失德，赏不失劳，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贵有常尊，贱有等威，礼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时、典从、礼顺，如之何敌之！”
其实昭月在现代了解过楚国这段历史，楚庄王做完春秋霸主，却不能将他的治世策略传承，大争之世千变万化，只能随机应变。
楚国的光辉历史被屈原娓娓道来。遂又继续讲明观点，也是以后几十年屈原一生都在追求的事情。
屈原：“要完成统一大业，必得富国强兵，而欲达此目的，在目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又必须实行变法。变法与否，变法彻底与否，决定着各诸侯国的命运。对于幅员辽阔、物产丰富、国基坚实，但由于统治集团腐败和生产关系落后而使国家由鼎盛迅速趋于衰落的楚国来说，变法尤显得重要，这是国家和民族生存发展的关键”
张仪：“明君早就认识到了变法的重要，君臣的法治观念较强，远在春秋时的楚成王（公元前６７１年——公元前６２６年）和楚庄王（公元前６１３年——公元前５９０年），遵法崇制的故事也是有史可循的。
然后张仪又列举的楚成王的故事。楚成王的令尹子文的同族中有人犯了国法，而掌管司法的“廷理”知道犯人是令尹的本家，就把他放了。子文闻听此事，便把该廷理找来严加批评，说他这样做是“为理不端，怀心不公”，并且大义凛然地声言：“吾执一国之柄，而以私闻，与吾生，不以义，不若吾死也！”而且还亲自带着他的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