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明确记载王旷北上是受东海王司马越派遣。西晋王朝经过八王之乱已是摧朽拉枯之状，胜利成果最终落到东海王司马越手中。“及怀帝即位，委政于越。”此时朝廷中与司马越地位相当的第二号人物恰是琅琊王氏一族的王衍。王衍是王雄的孙子，王雄与王览、王祥为叔伯兄弟，因此，王衍与王导、王敦、王旷为未出五服的同宗兄弟。王衍在魏晋的名气非常大，官职又高，被当时人呼为名士。他在朝廷的权势很大，且与东海王司马越关系密切。“越之讨苟晞也，衍以太尉为太傅军司。及越薨，众共推为元帅。”司马越出征苟晞，已经升任太尉的王衍竟甘愿做司马越的军司，军司即为军师，晋为避司马师讳，改军师为军司。司马越死后，他又被推举为元帅，继续率兵东行，扶司马越灵柩归东海国，其在司马越军中的地位可见一斑。从当时的情形来看，王旷出兵北上，不仅有司马越的命令，也应该有王衍的安排。
得到司马睿首肯后，他一方面联络堂兄弟王导，由王导出面联系好友、东海王司马越的司马王衍向司马越阐明保守江左的重要性，另一方面请徐州刺史裴盾、安东府长史裴邵转请于他们的亲戚东海王妃，让王妃吹吹枕头风。
最后，此事得以成真，司马越采纳了镇守江左之议，以司马睿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镇守建邺。在王导等人努力下，临沂王氏和当地其他大族千余人与司马睿一同携家南渡，到江左发展去了。
不过，王旷并没有同老表司马睿一同渡江，而是被司马睿安排到了淮南做太守。淮南，虽然地处于江北，但是对于江南的建邺起着屏障作用，位置十分重要。
但是，此时的王旷十分清楚，自己是替老表司马睿守淮南，不是给司马越守淮南。所以，对于在朝中掌权的司马越下达的命令，他并不是多么积极的去执行。这样一来，无形中也为他的人生埋下了悲剧的因子。
晋怀帝永嘉二年(308年)，匈奴汉王刘渊正式称帝，年号永凤。次年(309年)，刘渊派遣儿子刘聪及大将王弥，以石勒为前锋都督，进犯西晋的上党，围困了壶关。西晋并州刺史刘琨派兵前去救上党，黄肃、韩述领兵迎战匈奴军队。在西涧一战，刘聪领兵击败韩述，阵斩降兵上千人。在封田一战，石勒领兵打败黄肃，杀敌数百人。西晋战败。
正在此时，东海王司马越想起了王旷这个平时并不怎么听话，且对自己有二心、不忠诚的人。对付这样的人，处理掉是最妥当的办法。可是，如果处理不当会造成不必要的麻烦，一是因为琅琊王氏是大族，不能轻易得罪，二是因为王旷与司马睿是姨表兄弟，又是司马睿的亲信，动起手来难免投鼠忌器。如今，匈奴人杀来了，让他领兵去救援，杀敌报国这样冠冕堂皇的理由再合适不过了，尽管上党距离淮南是那么的远。
接到司马越以朝廷的名义下达的旨令，王旷没有抗旨不遵的理由。因为他若是抗旨不遵，很可能会殃及自己的后台老板琅琊王司马睿。为了不让老表为难，王旷咬咬牙，决定出征。
于是，在永嘉三年(309年)秋天，王旷与施融、曹超二将率领三万军队，开始了驰援远在千里之外的上党地区。等他们到了那里，已经到了深秋或初冬时节。
这注定是一场悲壮的战斗。
王旷等人率军行军千余里，渡过黄河、翻越太行山，奔赴到抗击外敌入侵第一线时，在北方常年与外族作战、积累了许多与匈奴军队作战经验的刘琨已经战败，放弃了对壶关的救援。也许，在刘琨看来，救援已经失去了必要性和现实性，浪费了那么多的人力物力财力，战争一再失败，还有何意义继续战斗。朝中掌权者还在争权夺利，国家已经岌岌可危，需要救援的地方太多了，自己能在一方保境安民就已经不错了。
王旷率军来到了长平，这里正是五百七十年前秦国和赵国进行大战的地方。他不想让自己成为第二个赵括，更不想让晋军成为赵军。可是，这注定是一场没有什么悬念的战斗。他部下的这三万人，哪里会是匈奴人的对手。
王衍虽然担负宰相的重任，但却不认真考虑国家的治理，只想方设法保全自己。他考虑的只是在纷繁变乱的局势中，如何能够使自己及家族长久生存下去，因此他为自己精心营造了一个退路。青州和荆州都是当时的军事要地，物产也很丰饶。因此，王衍对东海王司马越说：“中原现在已经大乱，应该依靠各地的负责大臣，因此应该选择文武兼备的人才出任地方长官。”就让弟弟王澄为荆州刺史，族弟王敦为青州刺史。并对王澄、王敦说：“荆州有长江、汉水的坚固，青州有背靠大海的险要。你们两个镇守外地，而我留在京师，就可以称得上三窟了。”当时有见识的人都很鄙夷他。
四月，晋军被石勒军队击破。石勒让西晋的王侯大臣前来与他相见，他以西晋的旧事询问王衍。王衍向他陈说了西晋败亡的原因，并说责任不在自己身上。石勒很欣赏他，同他谈了很长时间。王衍说自己年轻时就不喜欢参与政事，想求自身避免祸患，因而劝说石勒称帝。石勒大怒说：“你名声传遍天下，身居显要职位，年轻时即被朝廷重用，一直到头生白发，怎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