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回家拿钱又出门，肯定就是去他们那儿赌博。用这个撒手锏，我们进行了进一步审讯。审讯的结果是，几个人的供词一致：胡奇晚上九点多经过他们那儿，进门看到他们在打麻将，就离开了。过了二十多分钟，胡奇又回到他们那儿，要求胡黎苗把位置让给他打。几个人都知道胡奇是属于赢了就跑、输了赖账的人，所以都不愿意和他打。他拿出身上的几百块钱，说这次不赖账。他们还是不同意，胡奇就气鼓鼓地跑了。他们害怕胡奇的死和他们几个扯上关系，所以才攻守同盟。”
“然后呢？”我问。
“然后他们过了一会儿就听见枪响。”侦查员说，“出门后看见远处胡奇摇摇晃晃的，也没在意。几个人都是这样说的。”
“看来他们没说谎。”林涛从门外走了进来。之前我让他去审讯室看看几个人的手，有没有遗留火药痕迹。
“既然这样，我觉得我有一点儿思路了。”我像一休一样揉了揉太阳穴，想让智慧赐予我力量。
“说说看吧。”一夜没睡的主办侦查员疲惫地说。
我说：“首先，我认为凶手是女人。”
“女人？”主办侦查员的嘴角露出一丝不信任的笑容，“这怎么看得出来？”
“第一，从这块砖头看，”我一边打开幻灯机，一边说，“砖头的两侧都只有指尖的痕迹，没有指腹的痕迹。用指尖拿砖头太累人了，除非这个人手小，不得已而为之。”
我顿了顿，说：“标准尺寸的砖头，宽度是十二厘米。一般男人的手都是可以拿起来的，用指腹捏住砖头两侧。但是女人的手小，只能用指尖捏住。”
有人点头，有人存疑。
我接着说：“第二，用砖头打击头部，会造成比较严重的伤害，但是死者只有头皮和头皮下有个血肿，颅骨没有骨折，硬膜下没有出血，脑组织的挫伤也很轻微，这说明行凶者的力气很小。综合这两点，我认为凶手应该是个女人。”
“那什么女人会杀他？”主办侦查员接着问，“调查中没有发现他有什么不正当男女关系啊？”
我说：“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二个问题。凶手应该和死者熟识，关系非常亲近。我们可以把现场重建一下——死者被人用砖头打中枕部，然后倒地，他拿着的枪也就掉落在一旁。凶手捡起枪，对着他的腿部打了一枪。”
“死者是处于躺着的体位被打的？”大宝插话道。
“当然，也可能是坐在地上。”我说，“弹道和腿骨几乎是平行的，方向从下往上。枪有那么长，除非死者的双下肢是平放的，不然不可能形成这样的创道。”
“有道理。”大宝像在和我说相声，“没有不正当男女关系？关系亲近？”
我接着说：“既然在这个过程中，那几个已经被排除嫌疑的人说了没听见动静，说明死者并不惧怕凶手，他认为她不敢开枪，他不需要对她进行抵抗，他不需要叫喊呼救。中枪后，因为高度惊恐、大量失血以及酒精作用，他也没能发出叫喊声。”
我见大家都在奋笔疾书，记录我的分析，便喝了口茶，顿了顿，留出他们写字的时间，然后说：“第三个问题，我认为凶手的住址，应该是在现场往西一百米左拐弯的那个巷道。结合现场环境，如果凶手往东跑，必然要经过胡黎苗的哥哥家，而且跑到离现场三百米外，至少需要一分钟。那么听见枪声后二十秒就出门的几个人，肯定可以看见。如果凶手往西跑，二十秒的时间，能跑一百多米，如果经过那个巷口继续往西，她同样会被东边数百米的几个人看到身影。所以，凶手应该在这二十秒的时间内，恰巧拐到巷道里。我看了现场，因为公共厕所的阻隔，几个打麻将的人看不见那里。”
“那个巷道里住了七八户人家呢，”侦查员说，“包括死者自己家。”
我笑了笑，说：“第四个问题，你们有没有想过，凶手为什么要打死者呢？我说的是打，不是杀。当时死者躺在地上，由于酒精作用，并没有多少反抗能力，如果凶手想杀人，随便打哪里都可以杀人。为什么她开枪时要对准最不可能死人的地方——腿部呢？当然，打断股动脉这个结果，是出乎凶手意料的。结合你们的调查，死者喝多了酒之后，就会用脚踹他的老婆，还会满村跑，惹是生非。那么最恨他这条腿、最讨厌他满村跑的人，因为这事儿最没有面子的人，肯定是他老婆。”
“他遇害前，还踹了他老婆。”大宝继续补充。
“所以，这应该是一起激情伤害引发的死亡案件。”我说。
“有一定的道理。”主办侦查员说，“不过，我们没有证据，没法甄别他老婆张越是不是凶手，没法定案啊。”
“有办法。”我笑眯眯地从包里摸出一个放大镜。
这是个金属边框、红色木柄、做工精细的放大镜，是我的一个叫包包的好朋友送给我的生日礼物，看来这个时候它要派上用场了。
我说：“死者制作的这支枪有一个缺陷，就是扳机盒没密封，会有火药从扳机附近漏出来，黏附在扣动扳机的人的手上。这种黏附因为有烧灼作用参与，所以不易被洗掉。你们只需要用这个放大镜看看张越的手上有没有火药残渣，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