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个原因是，革命区的铜钱种类太多，大明的、大顺的，甚至还有大西的。
“咱们革命区不想继续浪费更加有用的铅铜来铸造铜钱，就必须想办法用其他货币来逐步取代这些铜钱。
“刚才，我说到当前革命区的麦子价格是一两银子一百一十斤，革命区的银子一两可以兑换铜钱一千二百枚左右，那就相当于十枚左右的铜钱可以购买一斤麦子。
“乡亲们，我的意思不希望麦子价格继续便宜下去。就算未来粮食大丰收了，十枚铜钱，也就是一分纸币买一斤麦子的价格也将长期维持不变，或者略有涨价。
“如果粮食丰产了，麦子更加便宜了，咱们革命区麦子亩产不过二百斤左右，每亩地收获的麦子全部卖掉的话，不过是二两纸币。
“如果咱们在工地上做工，最清闲的工种每个月也有一两或者一两一元的工资。
“青海每年只能收获一季麦子，但每年可以做工最少十个月。
“这样一来，日后谁还愿意种地？
“不过，这都是后话，因为咱们革命区当前没有那么多的工地和公司，没有那么多的就业岗位，绝大多数的人还必须将注意力集中在土地和草场上。
“以咱们青海为例，当前为止大约有人口二百万，革命军当中、各地行政机构、学堂、医院、公司、工地用人不过五万左右，还有一百九十五万人还必须待在农田里、牧场上。
“未来，我心中最理想的情况是约有七成的人都脱离农田和牧场，到工业和商业领域去谋生。
“乡亲们，此时距离这个目标是不是非常远？这该怎么办呢？
“当然是需要全体革命区革命者不辞劳苦地奋斗了。只要咱们劳动了，努力了，奋斗了，不单是丰衣足食，即便是锦衣玉食都不是梦！”
“好！”
哗哗——
此起彼伏的叫好声中、经久不绝的掌声中，姬国卿回到了兰州。
——
同样春寒料峭的北京城，原大明兵仗局，一千一二百名工匠在热火朝天地劳动着。
五百彪悍魁梧的甲士或凝神肃立，或步履一致地来回走动着。
炉子中火舌或红或白，在风箱不停的鼓风下，一窜一跳。
炉旁工匠在大冷的天依旧光着膀子，额头上、脖子上、肩胛上汗珠滚滚而下。
铁砧旁，叮叮当当之声不绝于耳，有的在锻打薄铁片，有的在锻打细铜棒，有的将长方形的薄铁皮卷起来敲打成筒刑。
更大的炉子中，耀眼的白色液体在翻滚着，工匠们用长长的陶勺将滚烫的溶液舀出来浇铸于旁边的模具内。
磨床旁，一个个的工匠在飞速转动的磨片上打磨着手中的工件。
焊接处，一个个的工匠将烧红的短铁管对在一起，中间穿上铁质冷芯，舀出白色的熔液倾注于短铁管之间的接缝处。
……
为了让兵仗局的工匠更加卖力，清廷给这些工匠每月五两银子的奖赏。
早期的“技术骨干”，此时有不少人每月有十两银子的“俸禄”。
战争年代命如草芥、人不如狗。
连性命都难以保全的情况下，谁若能让自己活命，并且还给自己饭吃、给自己银钱，那就没有理由去拒绝这个人。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说出这话的顾炎武，此时还没有将这样的一句话说得举世皆知。
很多饱读圣贤之书的读书人都不觉得投靠清廷是一件羞耻的事，那些贩夫走卒就更不用说了。
“有奶便是娘”这句后世的俗语，在这个时代也是硬道理。
经过数十年的天灾、兵灾、匪祸等等灾难，道德、礼仪、廉耻、仁义等等几乎损耗殆尽，能在这个世上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
因此，想让华夏汉人全部站在同一战线，跟满清为敌是不现实的。
对很多人来说，他们跟着满清讨生活，要强于跟着大明。
要想让他们放弃当前比较舒适的生活，回到大明阵营去过衣不遮体、食不果腹而且还朝不保夕的日子，他们绝对要三思而后行的。
最理想的，当然是到西部去，去投靠革命军。
但是，近半年来，听说凡是去往革命区的人，全部被革命军调配到了张掖以西和青海地区。
传统思想中，前往青海和张掖以西，那就相当于被“发配充军”，只有获罪的人才会遭受那样的特殊待遇。
非革命区的百姓，要不是日子实在过不下去，谁还愿意跋山涉水到西部去？
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去了西部，结果被“发配”到青海和张掖以西，革命军这样做，完全是将投奔革命军的苦难人当作了罪犯。
在清廷派阿济格和多铎征讨革命军之前，或者清廷在宁夏以及陕西跟革命军交战以前，清廷对待汉人可谓是“毫无人性”的凶残。
自从清廷跟革命军在宁夏和陕西交战之后，也就是顺治四年后半年以来，清廷对待汉人的态度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们由原来的恶魔突然之间变成了菩萨。
在“清朝”管辖的地区，官府将所有无主之田收归国有，然后将之分给无田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