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的救援，因为记者捣乱，因为西方文化习惯，搞的一波三折险象环生。可是直到被救人员脱险后，这些记者不仅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的继续“挖掘”新闻背后的“内幕”，只有内幕才能吸引大众的眼球，只有内幕才能得到奖金。
他们首先把火力对准了巴甫洛夫，巴甫洛夫一开始就以“极度疲劳”为理由，随意说了几句后就去宾馆里休息了。可是，他不是啥大官，也不是什么明星，身边除了一两个工作人员外，没有配备保镖、经纪人之类的。从他进入宾馆那一刻起，他就陷入了记者们组成的“**大海”中，就连想安生的吃上一顿饭都做不到，从进入餐厅的走廊开始，到他坐在餐桌上，七八个记者围追堵截，弄的巴甫洛夫大光其火，可他能怎么办？就连自己的那俩马仔都是拿了好处的，把他这个老板出卖的干干净净，最后，巴甫洛夫在第二天清晨就乘飞机离开，他以为这样就算是清净了吧？没有，在飞机上，他的邻座，居然全都是一些记者。
巴甫洛夫其实是知道西方记者的这种“撕咬死追”的秉性的，可是他没有想到这一次会如此疯狂，他只能在飞机上自己掏钱“升舱”，可即便是如此，在头等舱里，那些满脸笑意的空姐也是不停的为他服务，旁敲侧击的打听救援的故事。
现如今的西方社会文化不是我们能够理解和想象的，只要掌握了某件事，某个人的“秘密”，你就可以拿这个秘密去换钱，换你需要的各种东西，这种“报料”的社会病态最早就是起源于美国，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些普通底层小人物，就是通过这种“报料”一夜走红，通过报料获得了很大的利益，当年把尼克松搞下台的水门事件，其实就是小人物向媒体报料，使美国政坛引发轩然**。
空姐如果能够从巴甫洛夫这里获得只言片语，只要是外面不知道的，都不用等下飞机就可以从坐在经济舱里的记者那里拿到可观的“小费”，还特么的是合法的，是被允许和赞扬的，少的也能到下面的快餐厅里美餐一顿，要是获得的消息有分量，她们幻想的奢侈品或者这个月的房租也就差不多筹到了。
巴甫洛夫焉能不知道这些鬼花样？可是，他现在其实也是处于风口浪尖上，哪里敢轻易的开口胡说八道？西方文化里，能够长期混迹于官场的有两类人。一类就是我们平常总能看见的，靠雄辩和嘴巴利索获得选票和位置，这样的人往往都是充当各国征服的门面，任嘛啥事，都敢出来狂喷一顿，反正他们说话从来不负责任，甚至可以自己打自己的脸，一会这样说，一会那样说。、
还有一类人则是少言少语，具体做一些实际工作的人，任何一个社会结构，一个征服，都需要这样的人，西方人也毫不客气的给他们送了一个外号，“工蚁官员”，这些人要想混得时间长，混的好，混的有地位，那就是要时刻管住自己的嘴，千万不能乱说，他们在社会结构里虽然很重要，可他们都不是金字塔顶尖的人物，稍有不慎就会被从结构中踢出去，为了自己的饭碗，为了自己的地位，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风头老板出，干活我们来”。巴甫洛夫就属于这一类。
巴甫洛夫在飞机上受折磨，下了飞机估计还得继续接受那些记者的“酷刑”，而弗雷泽夫妇在医院里就不得不面临着他们这一辈子没有想过的“网红”待遇。丹麦的一家媒体，以关心他们为由混进了病房，免费为他们提供了最先进的网络视频和通讯的个人装备，那种高端的笔记本，是弗雷泽夫妇平常舍不得或者是买不起的，而现在，人家白送给他们，他们当然“高兴”的接受了。
你接受了，那就要付出，于是，远程的视频采访节目出来了，远程的访谈节目出来了，远程的广告推介也出来了，甚至还有人毛遂自荐前来给他们当经纪人。
弗雷泽夫妇是如此，那些没有受伤的更是对各种采访应接不暇，他们在外面休息了二天后，纷纷离开了A国，这一回去就闹出了诸多事端出来了。
薛万锦在天气刚刚放晴就离开了西部的那个小城，赶回燕城就开始活动，上蹿下跳的到处找人找关系，这回还真不是演戏，是真的急眼了。
薛万锦的公司也是股份制，虽然他的股份占的比例大，是当然的董事长，可是，那些小股东也是要分红的啊。现在，公司明面的账目已经出现了“亏损”，如果不是国内还有一些工程在干，这公司说破产都是有可能的。而亏损最多的项目就是在A国援建的公路项目，亏损的直接原因就是“误工”。
一个企业，只要有了风吹草动，在内部，一些股东就坐不住了，就要出幺蛾子。而在外部，原来求着你借贷的金融企业就找上门来，讲究点的会拐弯抹角的对你提出一些非分的要求，什么头寸紧张提前还点贷如何啦，什么上面下了新文件，抵押的比例出现了变动啦，总之，是让你出点血。不讲究的，直接就给你送来催款通知单了，毫不客气的要通过法院收缴或者冻结你抵押的物品。
人们都知道落井下石不道德，可到了具体的时候，谁特么不怕被牵连啊？谁不想安安稳稳的赚大钱啊？如果你有惊无险的度过了难关，这些人也不怕，他们宁可登门道歉，伸出来脸来，“哥们儿，头前是我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