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又霆压根就没想到眼前这个年轻人会如此做派，“这不是典型的富二代公子哥的做派吗？自己拿出来的这个粉彩瓶，他连上手看都没看，就一口吃进，自己是不是把价钱开的太低了？”卢又霆有些后悔的想到，可现在，事情已经终结了，除非他自己反悔，可那瓶子卢又霆还真的找过几个人看了，都看不好。
这瓶子还真是一个华侨的后代拿到卢又霆这里“抵押”的。实际上卢又霆这个餐馆也是一个隐蔽的“地下当铺”，围绕在餐馆周围，有一些人在手头拮据的时候，会拿着自己的家当过来“典当”，等到手上缓过劲来了，就能赎回自己的东西。当然，如果没有按期过来赎当，也可以通过新的确认，缴纳上一期的利息，这样也就可以续当，可如果不前来确认，那么这个“当品”就成了“死当”，当铺是有权任意处理抵押的当品，而双方签署的约定也是无可辩驳的。
当铺的产生在中国历史悠久，早在南朝时期就产生了，说起来也是另一种形式的高利贷。到了清雍正年间，当铺被纳入官方管理的范畴，需要有合法的“营业执照”和向国家纳税，正是因为这个变化，后来民间有衍生出了放印子钱的模式。直到今天，在一些城市里，仍然存在着一些当铺，只不过经营的手法和管理改变了，同时，国家也对这个行业做出了各种明文规定。
当铺之所以能够存在，其重要的一点就是“快捷”，只要典当双方能够马上确立合同，无需要开什么业务会议审批，也不需要向什么委员会报备，其特点就是“小快灵”。典当的数额小，金融机构看不上眼，有的甚至压根就不在其业务范畴之内，如果一个人在没有银行户头，没有资信证明的情况下，想去银行贷款是不可能的，即便是你拿着相当有分量的抵押物也不行，人家要调查，要研究，要查阅你的各种资料，等到最后办下来，黄花菜都凉了。所以，银行的贷款是用于“投资”而不是救急的，即便是一些有点规模的中小企业，想要救急度过难关，去找银行也是白瞎了力气，所以，不少小老板就会开着劳斯莱斯去找典当行，到了那里把车钥匙一扔，“给我100万，一个月后来赎当。”于是，典当行进行了检测后，马上就给他转账，有些老板甚至与典当行是熟门熟路的，那车也不知道“当”过多少次了，这就体现了一个快字，而最终的结局就是“灵活”，许多中小老板宁可承担高额的利息和高风险，也不会去找那些正牌的金融机构。
卢又霆在布达佩斯搞的这个“地下当铺”其实规模也不算大，为了规避当地的法律规定，他这里经手的所有业务都是以私人借款抵押的形式进行。作为开典当行的人最不希望的就是“死当过多”，如果抵押的物品都成了死当，开当铺的还要为这些死当的物品去寻找出路，规模大了，当铺成了推销铺了。
为了避免出现死当，在过去就有“九当十三归”的做法，而到了现如今，以九折的价码抵押已经不能适应新的经济模式了。最高的估价也不会超过五折，一般都是三折，让抵押者心疼自己的物件，最后必须要赎回，否则就亏大了。
眼前这个粉彩瓶，按照一般交易估价是在4000欧元左右，有几个在布达佩斯玩瓷器的看过后认为这个粉彩瓶大概是光绪末年由景德镇工匠“私仿”的。
到了清朝末期，景德镇的官窑基本上都衰败了，官家不拨银子下来，宫廷的订货也不多，更重要的是，这个时期，欧洲已经有不少人在仿制中国瓷器，甚至还发明了一些他们喜欢的器型，乾隆年间大规模生产出口瓷的局面已经没有了。瓷器行业的不景气，让许多匠人只能靠私自做一些物件出售用以维持生计。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才出现了珠山八友这个群体，珠山八友的出现首先是把国画技法运用到了瓷板上，形成了创新的瓷板画，直到今天，诸多瓷画仍然是延续他们的技法和传承，珠山八友的最后一位是刘雨岑大师，是在1969年才去世的，他的作品，一个小型的都要百万以上，而其制作的“花鸟纹四条屏瓷板画”曾经拍出了1800万的天价，可见，中国陶瓷艺人的本事有多厉害。
正是因为一代代工匠的传承，即便是在清末那个年代，有些东西仍然做的相当精美，保存到今天也属不易。所以，这样的瓷器在古玩界也有一定的价值和市场，比起那些今仿的瓷器要珍贵的多，因为，今仿除了从一些资料和照片上找到不完整资料去模仿外，无法得知原来真品是个啥样子。而在晚清的时候，那些匠人家里可都有着祖辈传下来的东西，他们做出来的瓷器自然要比今仿的精**真。
李凡一眼就看出了那个瓷瓶是大开门的晚清物件，不是说这东西有多差，而是康雍乾三朝的粉彩瓷器是历史上粉彩的最高境界，李凡在没有上手看和着热释光检测之前，他都不会轻易的往那个方向去想。要是淘到那样的精品，简直就是逆天了。在李凡看来，晚清时期，景德镇匠人就是仿制康雍乾三朝瓷器的数量也不多，能够保存下来就算是不错了。Y大学的那个检测中心就帮一些藏主检测出来好几个，所以，李凡对这样的瓷器还算是熟悉的，至于更高的，他没敢想。
按照李凡的估算，眼前这个粉彩瓷瓶就是在国内，市场价值也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