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上午八点，李彬第一次主持专案组全体人员的会议。会议的第一项议程，由公安厅法医徐俐介绍尸检的详细情况。受害人李民全身致命的伤口就是颈上动脉的一个小小的切口，胃部提取物中含有大量的酒精，从颈部伤口处提取到了中药麻醉剂的成分。根据最新的法医检测技术，死亡时间可以确定在晚十二点至次日凌晨一点之间。第二项议程，由公安厅刑侦处长赵军介绍现场勘查的情况。从床单上遗留的女性分泌物和血迹的dna鉴定结果来看，宾馆的那位十九岁的女服务员在此之前确实是位处女。对床单上遗留的精液的dna鉴定，也证明是李民同那位十九岁的女服务员发生了性关系。现场未提取到任何能证明属于凶手的指纹、脚印以及毛发之类的证物。这证明凶手确实是一位思维缜密、智商超群，作案老到的惯犯。李彬说，凶手思维缜密、智商超群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不是作案老到的惯犯还不能下这个结论。因为在我们此前破获的所有凶杀案现场，还没有发现与此类似的情况。
第三项议程，王雁报告了昨天晚上李县长在宁州宾馆举行宴会的情况。住在宁州宾馆的是禾坪镇和李家铺镇的县代表，大部分代表都已经走了，剩下的十八名代表准备今天早上再离开。李县长在宁州宾馆名叫“绿荫”的大包间里开了两桌，邀请了没有离开的十八名代表参加晚宴。每桌的餐费标准原订是一千元。据说因为大家情绪高涨，各自都推杯换盏，猜拳行令，气氛热烈，最后买单的时候每桌的餐饮费突破了两千元。我们找十八名代表都做了个别谈话，其中有十个人说，因为喝得有点高了，回到房间后倒头就睡，连澡和脚都没有洗，直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半才被惊醒过来，才知道李县长出事了。有八个人酒喝得比较少，回房间后打通宵麻将，七点半天大亮后就各自乘车回去了。王雁还报告了对那名十九岁的女服务员的调查情况。女服务员名叫胡薇薇，去年县二中高中毕业，哥哥胡灿辉是上海交通大学的大二学生，从开学至今还没有回过家。父亲是逍遥岩镇中心小学的数学老师，母亲在家务农。家庭经济状况较为拮据。胡薇薇家教很严，她多次要求到广东去打工，家里父母都不允许。春节前不久招聘为宁州宾馆服务员后，因为她长得比较青春靓丽，宾馆就安排她成为李县长所住楼层的服务员，实际上交待她的职责就是专门整理李县长所住房间的内务。根据我们反复摸底调查，虽然胡薇薇的高中同学和本村的男青年中追求者很多，但她一个都没有看上。
第四项议程，李彬提出，陈越的被害案和李民的被害案能不能并案侦查。赵军处长激烈反对并案侦查。他说，从现在已经掌握的情况，陈越的被害完全就是邓富清在自己身败名裂、家庭破碎的情况下挟私报复，杀人动机简单明确，与李民的被害案完全没有交集。专案组的成员大部分都同意赵处长的意见。他们说，如果把两个完全没有交集的案件并案侦查，会迷失主攻方向，分散精力。
王雁不同意赵军的意见，她说：“从表面上看，这两个案件好象没有交集，但是我提出一个问题让大家思考，为什么陈越的被害恰恰发生在陈越要向李厅反映情况的时候？这个时间点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邓富清为什么能如此精准地实施他的报复计划？”
赵军专注地听完王雁的发言后，转动着眼睛，皱着眉头陷入了沉思。随后他猛地拍了一下自己的脑袋说：“还是我们的美女局长站得高，看得远，想得深，看来我又犯了简单急躁的毛病。从王局的思路，可以推断出如下的结论：有人很害怕陈越向李厅反映这次县长选举的内幕。而他们又认为这次选举的内幕被封锁得非常严密，只有陈越那里才有可能是泄漏选举内幕的突破口，因为他们有某种证据掌握在陈越的手里，所以当他们发现陈越跟李厅接触后，就毫不犹豫地痛下杀手。从陈越的被害也说明，我们专案组的所有动向看来都在对手的监视之下。”
王雁举手反对。她说：“赵处长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说什么‘我们专案组的所有动向都在对手的监视之下’，他把我们宁州的治安形势也说得太不堪了。这次县里开会有什么内幕？我也参加了这次会议。我倒觉得这次县里的会议组织得很不错。隆重、热烈，大家都畅所欲言，充分表达了自己的意见，有时还吵得差点打起架来。在会上敢于争争吵吵，甚至敢于动手打架，我觉得比大家只晓得齐刷刷地举手要好。虽然选举结果有点出人意外，但李县长的赞成票也只比陈县长多出了8张。一共856名代表，只多出了8张，说明还是充分发扬了民主。”
赵军说：“你看，这就是问题的所在。连美女局长这样聪明的脑袋都没有看出这次会议有什么问题。但陈越却发现了问题，这就是他们让陈越非死不可的原因。”
李彬很欣赏王雁说出了并案的理由，更欣赏赵军一点就透的机灵劲。他转身问王雁：“王局，医院那边有什么发现？”
王雁说：“我专门召集医院所有参加抢救的人员开了会，强调谁如果向外透露了邓富清的死讯，谁就要负刑事责任。我们严密布置了医院的现场，四名刑警轮班值守。但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发现任何风吹草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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