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名，各地大名形成了新的豪族，二可以获得合法贸易的权力。
为了争取这个朝贡的名册，大名、寺社进行了激烈的竞争，正德八年日本朝贡使节回国前，明朝曾发给他们新勘合的文册，然而这个文册没有送到京都，在九州时被大内氏夺取了，大内氏得到了这个堪合文册后准备独占明朝朝贡，于是派出了三艘船到达宁波港。
这件事引起了日本其他封建主和寺社的不满，其中盘踞在坍港的细川氏也向中央幕府提出要分享朝贡的利益。当时的细川氏实力强大，并且靠近京都，幕府害怕细川氏图谋不轨，所以没有拒绝。正德文册被大内氏抢走后，京都幕府将已经作废的弘治堪合文册交给了细川氏，细川氏得到文册后立刻派出“朝贡使船”，大概比大内氏晚十天到达宁波港。
当时NB市舶司的宦官在接受了贿赂后，就违背“先来后到”的规矩，先检查了细川氏的货物，后来又设宴，不仅同时让大内氏和细川氏坐在一起，还让细川氏的位置比大内氏更加尊贵。
这激怒了大内氏的使节，于是他在宴会上杀了细川氏的使者，又将他们的贡船给烧了，副使看到情况不妙立刻跑路，但是大内氏追着他从宁波到了绍兴。
历史上这被称为“争贡之役”，朝贡的大内氏使节一下子化身强盗，沿途烧杀抢掠，明朝出动军队进行镇压，这一事件导致明朝政府废除福建、ZJ市舶司，仅留GD市舶司一处，也导致了明朝与日本的朝贡贸易途径断绝。
在本能寺之变后，丰臣秀吉取代织田信长，成为首次以“天下人”称号统一日本的封建主。
丰臣秀吉有点像朱元璋，他也当过和尚，但不甘于平凡的他放下了经书，投奔了到了织田信长的帐下。
他那个时代人们穿着更加华丽，这导致了日本对于中国生丝的高度依赖。
然而生丝高昂的价格也是刚刚结束战争的武士阶级难以承受的，他们需要更多的领土、更多供养他们的农民。
在朝贡体系中，朝鲜一直是重要而特殊的藩属国，它代表了东亚秩序的稳定。
同时日本与朝鲜隔海相望，自白川江之战后日本千年都没有动过朝鲜的主意。
这时明朝已经有了衰落的迹象，张居正已死，戚继光也死了，而日本方面刚完成了统一，战力和士气都极盛，而且丰臣秀吉控制了日本最大的银山，于是他就招兵买马，以朝鲜拒绝与日本结盟进攻明朝为由出兵朝鲜了。
丰臣秀吉入侵朝鲜的第一阶段战争以与明朝议和结束，但万历仅承认他日本国王的统治权，不承认其对朝鲜的统治权，并且“内附”大明。丰臣秀吉当然不愿意就此称臣，然而他需要时间休养生息，于是在接到诏书后穿上了明朝的冠服，在大阪设宴招待了明朝使节。一年多后他再度叛乱，再度入侵朝鲜，这一次丰臣秀吉依旧告负，并且在途中病逝，由他5岁的儿子继承他的位置。
为了制约那些和他同样野心勃勃的大名们，丰臣秀吉选了以德川家康等元老派的“五元老”，以及石田三成等少壮派的“五奉行”，避免有人权力过大、互相制约，但是“少主”太小了。关原合战后“五奉行”解体，德川家康被封为征夷大将军，再后来又爆发大阪冬夏之战，丰臣秀赖也就是丰臣秀吉和他的母亲自杀，整个日本政权落入了江户幕府将军德川家康的手里。
清政府成立后，皇太极改变了对日本的外交策略，试图通过朝鲜建立与日本的官方关系。到了顺治时期，借着送还日本漂流民的机会表达建交的善意。
然而日本却拒绝加入满清的朝贡体系。
第一，德川幕府也建立了自己的“幕藩体系”，强化幕府的集权，削弱诸藩的实力，在幕府初期采取了对外开放政策，这一措施却让西部的藩阀们强大起来，第二，基督教的传入爆发“天草之乱”等一系列影响幕府统治的叛乱，第三，也就是白银外流，即便日本有银山，也有枯竭的时候，于是幕府颁布了五道锁国令，停止造大船、停止传教、实行锁国。
中日往来的商人需要提供一种名为“信牌”的贸易许可证，没有信牌的船只不许进行交易。
这个制度首先是日本提出的，正式名为《海舶互市新例》，但因为它是在日本正德五年颁布的，因此叫“正德新例”，而当时中原的统治者是清朝的康熙皇帝，他的年号是康熙五十六年。
康熙二十三年颁布了《展海令》，同年日本也颁布了《贞享令》，《贞享令》仅控制白银出口，到了“正德新例”则是白银和铜都受到了限制。面对这个可以称作挑衅的行为，最终康熙决定继续使用信牌，但是在执行过程中，福州、泉州的船没有得到信牌，因此这些船刚入港就被勒令立刻离岸。异常愤怒的船主在宁波靠岸后就状告南京和宁波的船主，他们认为江南商人到日本后拿到写有日本“正德”年号的信牌有损满清王朝的威信。
在皇帝出面调解下，江南商人将信牌借给了福建商人，但因为江南商人种种阻挠，福建商人不得不退出中日贸易。
与此同时为了摆脱对日本干货的依赖，不仅中国沿海开始自己种植海带，并且还从其他国家口，东南亚移民也开始了，暹罗国王郑信就是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