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女人或许不敢和男人一样拿着兵器，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可是对付一个婴儿还是敢的，诸如毒杀或者是用枕头盖住孩子的脸将其闷死，汉武帝时期的巫蛊之祸也是因为女人之间的嫉妒开始的。
这种无影无形的手段有人嗤之以鼻，有人深信不疑。对于董鄂妃的死法，宫里众说纷纭。虽然西林觉罗氏在举人进入他们家的时候已经有点“昨日黄花”了，但他们到底是“张鄂之争”的鄂党党魁，鄂尔泰的家人，而张就是说的张廷玉了。
王阳明去BJ的时候，正好碰上张居正改革，他也无可奈何得卷入了党争之中。和珅最开始的住处并不是什刹海附近的豪宅，古代有一种刑叫“弃市”，也就是尸体执行死刑后不掩埋，而扔在那儿示众，明朝的刑场叫西市，西市里有一个有名的小吃，卖的是保定来的驴肉，生的熟的都有，逐渐那个地方被人称为驴肉胡同，刘墉家就在那儿。
和珅是正红旗的，驴肉胡同又恰巧是正红旗的领地，和珅就是在那儿出生的。
在元代以前那里属于郊区，忽必烈修元大都的时候那块地方才圈进城里，到了明朝成了处决犯人的刑场，袁崇焕就是在西市凌迟的。
也不是所有人都和举人一样带了那么多盘缠上路，他有个“同期”就住在什刹海的庙里。
他一个外乡人哪里晓得那么多，有地方能落脚就不错了，有天夜里他挑灯夜读，不知不觉到了深夜，然后，他点的油灯就变成绿色的了。
乾隆三十三年的夏天酷热难耐，他住的那件小屋却格外凉爽，然而再凉快也不至于大夏天冷到要生炉子取暖的地步。
他晓得那地方不能久待，连夜跑到了隔壁的真武祠，那是个道观，里面的道士跟他说了这些过往。第二天天一亮，就听说那里死了人。
距离举人朋友所住不远的那个房间，在乾隆三十一年时就贴了封条，不知道什么原因，反正就是不让人进去住了。
等那人被抬了出去，寺里就又贴了一张封条，而寺庙的主持如“老僧入定”般法相庄严，好像他早已知道了要发生什么。
这分明就是个“兰若寺”，举人的朋友宁可去驴肉胡同租一个破烂屋，比邻着臭气熏天的牲口棚，也不再住那儿了。
后来他得了疟疾，丢了小半条命，虽然最后调养过来，在参加了乾隆三十四年的科举后就再也没有考了。
从顺治定都BJ后，清廷就往东北移民，往辽东开荒。到了乾隆五年因为移民过多，朝廷宣布禁令，却全然无用。
沿海只开了四个口岸，陆上怎么走却没人管，江南的丝织品和华中、华南的茶叶运到这里后，运到了辽阳、盛京、抚顺等地。他们再把人参、皮毛等物资送到内地的大城市，很快就发了财。
举人的朋友后来也“闯关东”去了，成了一个杂货店老板，虽然吃不起燕窝、鲍鱼、海参，猪肉炖粉条、小鸡炖蘑菇还是能吃得起的。
在他们那边还有“跳大神的”，那属于萨满，脸上带着个可怕的木头面具，身上戴着叮叮当当的铃铛彩带，但那和商周时期的东西并不一样。
虽然传教士们已经带来了日心说和天体运动仪，但康乾盛世期间的皇帝们却对那些高产的美洲农作物更感兴趣。有了这些农作物，即便吃不了米面，也可以用土豆红薯充饥。
比起教化“刁民”，他们更愿意让百姓成为“只有肚肠，没有头脑”的“奴才”。
这样精心培养出来的国民固然是驯服、听话、忍耐力极强的，但是他们也是容易被谣言迷惑的。
蛊，惑乱也。
《左传》有云，女惑男，风落山，谓之山风蛊，乱极而治。
苏东坡讲：器久不用而虫生之，人久宴溺而疾生之，天下久安无为而弊生之，皆谓之蛊。
要治蛊必治腐败，在整治腐败时必须要“高尚其事”，保持自己高尚的气节。
王阳明将人的心比作一面镜子，只要被尘土蒙上了光明，照什么都是脏的，因此需要常常磨镜才能恢复光彩照人的本来面目。
这就很像神秀所说的：
身是菩提树，心是明镜台。
时时勤拂拭，休使惹尘埃。
至于慧能所说的境界，说起来容易，修起来太难了，别说慧能，王阳明说的“磨镜”都难以做到，毕竟不是谁都有那样的毅力，坚持自己的意志，毫不动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