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棉布是穷人才穿的,它一眼就可以看出。细棉布则是巴黎的时尚女性穿的,大革命之前的贵族穷奢极欲,穿的都是丝绸,细棉布虽然暴利,但是它的成品价格比丝绸要便宜多了,更何况它比粗布有更好的亲肤性,穿在身上柔软舒适,就算是男装也需要细棉布做衬衣。
印花机也和乔治安娜想象中放进有染料的水里浸不一样,它是由很多个滚筒制成的,视花纹的复杂程度决定有几个滚筒,每个滚筒上有一种颜色,类似印刷报纸的机器,印完一种颜色后印下一种颜色要对花。它对滚筒要求很高,调试设备也耗时很长,然而工作起来就不需要太多人工干预了,一旦准备好只要滚筒上的图案不会因为磨损而模糊,它理论上可以无限使用,印制几百万码的织物完全没有问题。
迪耶普能制造美丽的牙雕,雕刻精美的滚筒没有问题,但是就像之前在伊夫托视察时夏普塔尔发现的,丝绞必须均匀,绞线染色才会均匀。棉花的吸水性要比羊毛好很多,估计不会有哪个主妇会把羊毛衫水洗,而印复杂花纹容易因为染色不均匀而毁了一块布,所以迪耶普即便有制版的优势,还是不能印染很复杂花纹的布料。
英国的专利法只保护专利14年,当约翰·贝隆的专利到期的时候,议会不允许他继续延长专利,取而代之的是纺织业者们给他捐了1万多英镑作为补偿。
塞缪尔·克朗普顿的骡机根本就没法申请专利,因为这部机器一半是阿克莱特的水力纺纱机。他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将它公之于世,要么将它毁掉,克朗普顿的做法是将它公之于众,同行们也给了他补偿,总共67英镑六先令六便士,其中有一部分还不愿意认捐,他拿到手里的恐怕更少。
而这种纺纱机是高度机密,工厂的窗口很小,想要偷看的话要爬到梯子上去,很容易就被发现了。
不过就算他防得住外面的人却防不了自己人,1791年的时候有个叫罗伯特·皮尔的工人想要和克朗普顿合伙,被他拒绝了,后来罗伯特·皮尔自己开了一家纺纱厂,短短十几年时间他就成了下议院的议员,而他的儿子也进入了牛津读书。
克朗普顿的父亲是个农夫,阿克莱特则是个乡村牧师,如果按照中世纪行会的规定,他们要先做两三年学徒升为帮工,经过两三年才能成为匠师,然后他们才能独立开业。到了行会后期,取得匠师独立开业变得越来越难,必须在会长面前做出一件“杰作”,以限制帮工成为匠师。
而且行会不允许使用超出惯例的工具,为了防止会员之间恶性竞争,每个会员的产品数量、质量、价格都有严格控制,防止削价竞争,即便有技术革新,技术管辖权也在行会手里,而非个人手里。
在意大利等早期发展起来的毛纺织业中心,行会施行的时间比英国要长得多,同时当英国的行会制度已经基本消灭的同时,大陆的行会制度还有残余。
就像夏普塔尔说的,如果没有那种自由,技术进步是不可能的,只要继续坚守传统,马赛皂过个两百年还是路易十四时期的那个配方。
毛纺织业行会互相监视,而棉纺织业则是防止对方偷看、偷学,虽然它们有很多相似之处,却走的是南辕北辙的路。
克重是粗纺毛呢的重要指标,常常是克重越高,质量越好,价格也就越贵,相反克重低的面料价格低廉,质量也会差一些。
就像之前乔治安娜拿在手里的布,它们是等重的,可是面积不一样,重量除以面积,单位平方米的重量也就不一样了,也许a块布看着比b块布大,可是a的密度比b低,a用的经纬线数量也就少了。
另外一个就是支数,如果一磅的棉花纺纱可以纺8400码的棉线,这种就是10支纱,16800码就是20支,纱线也就细了很多,一般40支以上的才能称之为高支纱,这需要优质的原材料和高档设备才能纺成。在等重的情况下,高支纱的密度要比低支纱密得多。
至于幅宽的问题则以窗帘为例,有的窗户是细长的,从天花板落到地面,这样的窗户要很长的窗帘,也就是窄幅布,如果窗户很宽就用几块窄幅布拼接而成。如果窗户很长、不高,则用宽幅布,一整块就够用了,不需要拼接。
总之这一行的“水”可能比海还要深,她要是跟21世纪拿破仑·波拿巴的崇拜者们说,她和他们心中的偶像讨论窗帘的问题,估计会被笑死。
但她觉得这是“和平”的一线生机,网眼变细了,一些不适合的人就会退出,很多人是看着棉布的暴利才干的。等他们发现工艺如此复杂,要改设备需要投入资金还要停产停工就会冷静下来了。
不只是英国,法国这边的人也可以防住,细棉布很轻薄,然而现在不论是英国还是法国都没有形成标准,也就是所谓的不合格、退货的标准,反正这个时代的人已经疯了。
发明骡机的克朗普顿后来又开了一家小厂,那些用他发明的机器发财的工厂主又害怕他竞争排挤他,等克朗普顿发明了新的梳棉机后,克朗普顿把它给砸了。他过得穷困潦倒议会又不允许他出国,拿破仑派出的商业间谍找过他,这些工厂主这时候捐了500英镑给他。至于那个发明煤气灯的蒸汽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