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使用，而业主不肯出让，那就赋予行政机关强制手段，在给业主各种担保的条件下迫使其出让。
拿破仑将私营烟草收为国有也是基于这一点，烟草税是很重要的收入，又因为他税率收得很高，走私的香烟就受欢迎了。
地方上的公共建设和慈善费用被收回中央了，地方不需要修路，由中央委派专业的施工队修建道路、运河和桥梁。
中央集权可以决定行政预算、控制经费拨款，从而支配着行政活动，取消税收特权也是大革命的硕果之一。将昔日的皇家园林维修好了不仅仅可以用来观赏，还可以举行一些典礼和商业活动，赚点小钱贴补一下，这样以后就可以减少拨款维修的费用了。
美国有句谚语：如果没有坏，那就不要修理它。
现在主要的军用大道都是路易十四时期修的，几十年都没有变过。在卢梭之前，孟德斯鸠与梭罗也曾经讨论过公共意志，在他们眼里神恩宠说和利己主义是一切罪恶的根源，然而追求个人利益是正常的动机，无利可图的事不会有人主动去承担，也没有动力去开发新技术或者是整合资源，市场竞争是优胜劣汰，花更多的钱买劣质的服务一样不利于公共利益。
梭罗在《百科全书》上说：公共意志对于每个人而言乃纯粹的理解力行为，这种理解力可能暗中令人以此要求与他同样的人，且与他同样的人亦据此有权力要求他的激情进行推理。在这种情况下共同意志不是人民的意志的同义词，它更多使人想起“自明”的概念。
比如公园里的花不能摘，不能随地大小便，因为这是在公共场合，共同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共同利益与生而自由是并列于人权宣言第一条里的，摘花肯定有人会阻止，阻止的人当时想的是什么？
在卢梭之前公共意志的观念在法国的哲学文化中没有诉诸政治合法化，我们平等得不摘花，大家都不享受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自由，又或者是说损公肥私的行为，革除腐败、精简组织也是大革命的硕果之一。
历史上的拿破仑恢复烟草税是1810年，奥斯特里茨打过了，特拉法尔加也打了，欧洲大陆具已臣服，再打就是俄国，要准备一支那样的远征军可不是一两个月就能集结的。
他那个时候就开始失控了。
海上他去不了，只有在陆上扩张，以当时欧洲大陆上的路况补给会跟不上的。
以战养战不仅对当地居民造成了灾难，并且如果和俄国一样搞焦土政策，那就根本没有任何补给的机会，最终骑兵也只能杀马充饥了。
若与盎格鲁撒克逊制度相比较，英国的制度更奉行相反的逻辑，他们注重政府的权利与个人的权利协调一致，《谷物法》和爱尔兰饥荒就是例子。
直白点的说法，盎格鲁撒克逊制度更像是个人权利的保护者。提倡政治理性的启蒙思想和公共意志在1789年突然决裂了，当时采纳的意见是：法律是公共意志的表现。
如果法兰西有个无冕之王，那就是公共意志、共同利益，它在1789年被加冕，却没有王冠，体现出来的是《人权宣言》：人人都可获得幸福，社会差别只能建立在公益基础上。
行政法官之所以追求灵活是力图同共民的权利和自由协调起来达到平衡，法官能遵循自己的主张，比如波莫纳用萨克利法来判决盗尸案，这不是绝对公正的，英国人没干怎么赔礼道歉加赔钱呢？这是个衡平，如弃妻案一样，被抛弃的妻子只有房子，银行收走了抵押她住哪儿？
娇艳的花朵需要呵护，美国人爱搞土地投机，法国大革命一扫等级和特权的时候，民法依旧关注着它以前关切的东西，拿破仑法典的基础是民事习惯和君主颁布的法令，这些法律质料经过适当的编辑和本土化后依旧可以适用于魁北克，那里没有被大革命波及。
那位在玛丽安托瓦内特花园里，坐在爱之殿堂边，肤色又黑又粗糙的男人就是德·沃德勒伊侯爵，他不仅是玛丽安托瓦内特的朋友，还曾是加拿大总督。
如果是美国独立战争是为了捍卫十三州的代议制，那么吞并路易斯安那就可能撼动这个“永恒的社会之约”了，制宪会议已经含糊过去了一次了。
曾经模棱两可的公共意志革命现在又开始清晰了，西耶斯发明了一种选举法，将普遍选举和名流选举合并起来，扩大了纳税选举的范围，这是有代议制性质的，普通公民没有权利代表人民，也没有权利以个人名义授予一种权利，要从代表人民的全民代表中产生。
举个例子，专利工人，他们是工人却有专利，可以参与劳资调解委员会，和雇主代表坐在一起裁决劳资纠纷、工资支付及安全、卫生问题。
工人信任那个代表他们和雇主谈判，如果他和他们一样的话就有风险，但有专利不一样了，他可以带着专利离开这家工厂，到别的地方去，失去专利的厂家会失去竞争力，专利所有权还要付钱打官司的。
只要是没有丧失公民权的公民都有资格当选，当公民加入外国国籍，接受外国政府提供的职务或者年金、参加主张生而不平等的外国组织、被判处身刑或加辱刑者都会失去公民权。
身刑包括死刑和徒刑，加辱刑则是具有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