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印象，仔细闻的话还是能闻到死老鼠的气味和刹车的焦糊味。
比看到一碗有老鼠的浓汤更恶心的是你喝到一半发现浓汤里有死老鼠，你要是不知道汤里有死老鼠还没什么，明知道里面有还要喝下去才恶心。
法国的香颂不只是甜蜜的情歌和民谣，还有政治和抗议内容，地铁工人7、8月份要罢工的，哪儿凉快到哪儿去，这下连有死老鼠的汤也喝不到了，这半点都影响不到富有阶级，同样民众烧了奢侈品商店楼上住的普通人会失去仅有的家。
以前法国贵族认为不交税是他们的特权，现在的商人阶级避税到国外去了，留下的人为了他们剩下的那点残羹冷炙而争抢。
在发火前要冷静思考，楼兰之所以会被遗弃是因为孔雀河改道，河水不再从那座建在沙漠里的城市流过。没有“流水”，不论是什么革命都干不了，英国的工业革命除了技术创新之外还因为银行敢于贷款给工厂主，这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成功之处，换成别的国家和文明不一定能做到这一点，法国的银行家就缺乏这一点，工匠们在法国时没有弄出工业革命。
法国人自己也研究过，那场革命到底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如果它失败了为什么又成功，如果它成功了又失败。
除去近代哲学家滥用“自然”这个名词，自然的内涵是值得讨论的，人的本我和超我本来就存在矛盾，才需要自我调节。
拿破仑兵败滑铁卢之后失去了控制，他大骂背叛了他的塔列朗是丝袜里的一坨屎（rde）。
塔列朗对那位昔日的皇帝说“可惜啊，先生们，这么伟大的一个人居然那么没教养。”
Merde在现在的法国是一个温和的骂人方式，演员们会祝福对方演出大获成功时用到这个词，以前演出成功与否要看剧院外长长的马车队来衡量，如果车马多，当然会在大街上留下数量惊人的马粪。
土伦之战时巴黎派来的指挥官第一件事就是搜查军官里的贵族，拿破仑则用望远镜看到了“小直布罗陀”，他明白自己该干什么，才越级向巴黎的雅各宾俱乐部去信举报。
巫术指控的时候，有人是为了报仇诬告，有人是为了政治斗争才造成社会秩序混乱的。
塞勒姆更是让马萨诸塞人人自危，家庭分崩离析，闹成这样说到底还是因为没有剧院，人们闲得没有事做，才给自己找事做。
除了写“他人既地狱”之外，法国哲学家让·保罗·萨特曾写《存在与虚无》，他深化了胡塞尔的“从实事本身出发”的思想，改造了笛卡尔“我思故我在”，提出了比反思更优先的“反思前的我思”。
在诸多曾经神圣不可否认的神、精灵等等精神造物中，“自我”是不可否认的，否认自我即是抑郁与自毁的先兆，不论那些施加精神压迫的人们怎么诋毁都不要怀疑自我存在的意义，东方有句哲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行弗乱其所为。这就是反思前的我思了。
我思是自我意识，反思前的我思是没有把自我和自身区别开来，分别形成客观对象，世界和自我和世界浑然一体，也就是古代中国人说的天人合一，天地运而相通，万物总而为一，人体内的小宇宙与大宇宙是同构的，这也是自然法则的一部分。
“我”是应运而生的，天地间总有“我”的位置，在找到了那个正确的位置前会诸事不顺，换一个位置，换一个运气。
西方的上帝则不近人情，就不提约伯那个倒霉鬼了，他成了上帝和魔鬼实验的对象，全家死光加自己又病又穷全是考验，上帝说你过关了，就又让他子孙满堂、健康富有，人生大起大落如斯，几个受得了。
普通人活在一个不变的大宇宙里，上帝是这个大宇宙的缔造者，他什么都计划好了，人根本不是自由的，所以人不犯罪，善举是上帝的计划，善人干了善事一点好处都没有，连自我安慰都做不到，清教徒则找了个征兆，发财就证明自己找到了那个天职，还有什么比财富更能证明神恩的。
这种神权的专制、要求人绝对臣服，加上罗马的征服和罗马人的武力造就了西方文明的内核，少数服从多数看似民主，但苏格拉底是怎么死的？不是死于多数派暴政之中么？
甚至于早期宣扬日心说的科学家、反奴隶制也是少数派，也就是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价值观不可以成为普世价值观的，它只是符合边沁功利主义提出的“大多数人的利益”，是一种利维坦结构，当大多数人利益无法得到保证，利维坦就不复存在，相反的会出现一种反利维坦，人的本性在于自我保存和生存，强制权力没有建立的地方就没有所有权存在，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制也就可以侵犯了。
没什么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以前的俄国贵族后来离开了俄国和君主制也和普通人没两样了，那是他们没准备，没把资产转移出来。
这场暴乱会遍布欧洲，需要军队进行镇压，卢修斯马尔福已经通知了生意上的朋友们记得要提前走了，听不听随他们自己的意愿，就像菲利普·英格里希，他也听到了穆迪牧师的警告了，他不走、要留下打理生意也是他的选择。
1981年随着修建国立图书馆的总统当选，法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