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的人父是木匠约瑟,在圣皮埃尔大教堂里有加尔文曾经用过的椅子。
阿讷西距离日内瓦并不远,乔治安娜在为农民选择庇护所的路上顺便就来到了这里。
她不打算重新修一栋房子,这样太劳民伤财,与之相比还是直接在建筑物里面安装铜管要省时省力一些,原本教堂是很适合的地方,但是圣皮埃尔教堂看起来就像是个艺术品,在它的外墙上加铜管显得特别突兀。
路德对世人们说,赎罪卷只是一张毫无作用的纸,但是听进去的人少之又少,赎罪卷依旧大行其道,销售火爆。
原本平静、安宁的阿讷西小镇因为乔治安娜和亨利·配第勋爵的到来而变得沸腾起来,为了方便人们存取货币,一家意大利银行在这里成立了一个临时办事处,那些旧的、不知道在私人金库里放了多久的货币变成了一张张汇票,有了这个东西就可以找高官购买道路的经营权了。
那么多金币变成了一张纸,很多人可能会接受不了,觉得它不实在,把钱存在银行里的好处有很多,它不用担心遭到火灾、抢劫及其他意外,银行倒闭除外。
尤其是在这盗匪横行的时候,匪徒连国库税金都敢抢,何况是普通商旅身上带的现钱。
汇票必须要到银行才能取出来,这就加大了犯罪者的风险,也就符合了威廉·配第政治经济学所提起的当违法者的成本大于其收益,就会谨慎行事的理论了。
交税是维持守法人的利益,阿尔卑斯山区盗匪很多,高官却不允许将军饷直接发给驻扎在山上的特技骑兵连,这么做等于是鼓励他们养私兵,必须要到巴黎转一圈后,才能把军饷发给那些士兵。
地方的军政和民政是必须分开的,否则就会和路易十四时期的领主们贵族们一样,一个个野心勃勃想要把国王推翻,然后自己戴上王冠。
黎萨留大主教下令将领主们的城堡和种马场给拆了,这固然让领主们没有办法再组织骑兵,也让法国的马政毁于一旦。
马本来是野生的,后来因为人的驯化而变成了家畜,在野外的时候,野马会用蹄子刨出冰雪覆盖下的青草食用,还会自己抵御狼群袭击,母马和幼驹每晚都聚在内部,外围由公马保护,直到天亮,家畜则要人为它们准备好一切。
马车做好了必须要牲口去拉,而且不能无限制得生产马车,因为内地并没有山区那么多牧草。
而且通行税也不能收太高,否则就会和利物浦的运河公司一样,利物浦人宁可修铁路另辟蹊径也不想被运河公司“拦路抢劫”。
将道路的经营权卖给私人就有可能遇到这种问题,他们控制不住自己的贪念,收税收得太高结果不知不觉成了“路霸”。
政府监管也不一定有用,这些通行税又不进官员自己的口袋,如果不是勃朗峰省几乎全体都从事运输业,他们也不会那么重视路况,就算路烂了也不会去管它。
这是法国人的风格,天性自由散漫,热衷于享受生活,指望他们有纪律感可能只能进部队,但就算是站队列也从来没有真正得笔直过,他们是不会和英国人一样那么喜欢挣钱的。
等乔治安娜和亨利·配第一走,这地方还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高官热衷于抓强盗,高官脾气好却没什么主见,要是她自己能留在阿讷西就好了。
亨利·配第提起廉价劳动力就想起东欧,其实那些囚犯也可以伐木,只要他们不被砍手就行。
在《飘》的故事里,南方的奴隶制瓦解后,斯佳丽找典狱长,让他给她一群囚犯为自己的木材厂干活。一群没有手的人固然不会再害人了,可是没有了手他们也无法从事劳动,他们以后要怎么活下去?
这就是19世纪初,穷人会因为偷一磅面包被绞死,并且还存在奴隶制,相比之下20世纪已经算是比较和平安逸的了。
人都应该给自己画一条底线,如果拿破仑支持奴隶制,并且还打算用猎狗弥补兵力不足的问题,她就会选择离开,她明白他现在急需一场胜利,夯实因为强行通过政教协定而不稳的统治权,让那些投资买国债的银行家们不至于亏得血本无归,但她不会帮着一个暴君助纣为虐。
什么都不说、不做是一种默许,一如葡萄牙人默许自己的移民拿起武器对抗荷兰人,拿破仑就算不下命令,这么一直沉默等于是默许罗尚博用残酷的手段获取胜利。
说不定这是个机会,她没自己想的那么能干,活到了快五十岁还不如一个壮游的年轻人。她还需要继续进修学习,是时候该和她的法兰西小情人说再见了。
也许等她一觉醒来睁开眼,她还在阿尔卑斯山上的小木屋里,她还在和西弗勒斯准备去威尼斯度蜜月,但她已经不那么打算去那个地方了。
她怕自己又发白日梦,梦见自己在圣马可广场上的拿破仑翼楼里和修建它的人跳舞。
他老是邀约她与他合葬,那分明是不可能的事。
她不是梅林,他也不是亚瑟王,她清醒着梦游了很久,该醒了。
“你自己好自为之。”乔治安娜最后看了一眼那个木头的座椅,离开了圣皮埃尔大教堂。
100个马穆鲁克在教堂外面等着,这应该算是个不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