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的瘟疫全球只造成了800人死亡,和黑死病过境全城人一起死亡的惨烈景象比根本不能同日而语。
1665年的那场伦敦瘟疫造成了8万人死亡,比14世纪侵袭全欧洲的黑死病要小多了。
瘟疫过后英国政府着手改善地区卫生,伦敦非常干净,并不是因为真的国民素质高,而是因为怕死,到科克沃斯那种人口密度低的工业城市就可以看到到处都是垃圾。
这场瘟疫被认为是荷兰传进来的,英国是岛国,和欧洲本土隔着一条英吉利海峡,大海能阻隔很多疾病的传播,却不能阻拦从阿姆斯特丹运送棉花的商船,从1663年到1664年阿姆斯特丹一样遭到瘟疫蹂躏,伦敦最先遭殃的是外围码头以及贾尔斯教区,在这两处生活的事贫困的工人阶级,处于社会底层的患者并没有被关注和记录,因此伦敦大瘟疫的首个案例是1665年4月12日确诊的丽贝卡安德鲁斯。
当皇室逃到牛津之后,伦敦市市府参事和其他主要当局官员选择了谨守岗位,当时绝大多数商业活动已经陷入瘫痪状态,只有少数品格高尚的牧师、医生和药剂师愿意留下,在瘟疫肆虐的整个夏天协助其他民众生活。
广州是个沿海港口城市,疫情不一定是从陆上发生,也有可能是从海船带来的,在阿姆斯特丹爆发的鼠疫不一定就是本土产的,同样在广州爆发的瘟疫不一定就是广州人的问题,好在现在科学比17世纪发达,可以研究瘟疫的源头,黑死病的源头却难找了,甚至研究它都是冒着很大的风险,掘开那些埋葬黑死病的墓地有可能让那个可怕的魔鬼卷土重来。
在沙士病肆虐期间,有很多民众用米醋消毒,伦敦瘟疫期间官方也在街头焚烧各种有强烈气味的物质,比如辣椒、啤酒花和乳香,并且强烈督促市民吸食烟草吐出烟雾,希望凭此抵御细菌在市内散播。
人类在面对未知的时候,用已知手段无法起效就会走向另一个极端,伦敦瘟疫的时候捕杀城内所有猫狗,广州则捕杀果子狸,也许,人杀错“元凶”了。
14世纪中叶意大利南部塔兰托城一带出现一种奇怪的传染病,当时的人相信这是由一种名为塔兰图拉的蜘蛛咬伤所致,受伤的人必须疯狂跳舞到全身大汗才能排出体内毒素,直到几个世纪之后才发现罪魁祸首是黑寡妇蜘蛛。
伦敦大火虽然被官方说是一个面包店没有关火造成的,但在前一年瘟疫肆虐的时候,市政府就在日以继夜地在城区内燃烧大火,借此令空气变得洁净。
为了避免传染,那些患者所著的房子都被死死封住,即便里面的人还活着,禁闭的大门上刷红十字,每天只有限定的时间由专人送食物和水进去,于是成千上万的人在家里以这种凄惨的方式死了。
他们的尸体并没有被集中掩埋,被一把火烧了和被扔进乱葬岗的下场不知道谁更惨一点,每到夜晚运尸车“咕噜咕噜”的车轮声和那哀婉的车铃声成了人么所熟悉的梦魇,那场大火烧毁了绝大部分病死者的房屋,此后伦敦城在大火的基础上重建,城市在瘟疫过后又获得了新生。
然而在瘟疫第二年,社会秩序开始恢复正常,新的危机又出现了,在瘟疫期间英国没有停止和欧洲大陆的贸易,法国在接下来的冬天马上遭殃,新一轮疫情又开始了。
斯图亚特王朝的统治者在瘟疫期间依旧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他们对伦敦灾民的疾苦熟视无睹,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避免疫情扩散,疫情随着商旅开始在周边的小镇、村庄蔓延,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小镇亚姆,城里75的居民都死了,人们发现瘟疫是与商旅有关后立即断绝所有对外的运输往来和接触。
17世纪正是明清,那时候中国实行闭关锁国,海禁正好避免了来自欧洲的船只将黑死病带到中国来,到了1880年开了关口,结果瘟疫反而在沿海肆虐,正好就是沿着贸易线路。
在人云亦云的时候,你准备相信了吗?
陷入集体无意识洪流时个体判断力会下降,恐慌、哄抢会和传染病一样快速蔓延,人多破坏力就惊人,所有已有认知都会在这种远古传来的回声中毁灭。
你也许是个好人,可惜面对那种情况自身难保,实验室里的人很少,真实情况却比实验室糟糕无数倍,你发出反对的声音反而容易惹火烧身,除了保持沉默以外没有别的办法,国际保密法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诞生的。
巫师和麻瓜各过各的,等冷静下来能谈事情了再说,武力往往可以让暴乱的人冷静下来,军队就是为了这个时候存在的。
英国实行双轨制教育,贵族和平民的教育是分开的,有钱人上私立学校,中下阶级上的公立学校,这么做有利于阶级固化。
教育平等是不存在的,尼采的学说里肯定统治和被统治,后现代主义除了培养创造性以外还要培养差异性,波莫娜从来不管那些想玩的学生,她只关注那些有天赋的,统治者是少数人,被统治的是多数人,这种师生关系和现代“完人”教育完全不一样。
赫夫帕夫的男孩子不主动挑事,挑事就必须赢,不论用什么办法,赢了之后再讨论道德问题。
西弗勒斯却说是她的这种教育方式让塞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