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年（1840年），大清国被西洋毛子欺负惨了，道光帝的庚子年掀开了中华大地上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序幕。
一个甲子过去，到了老佛爷慈禧的庚子年（1900年），得！又被一群张牙舞爪的洋人给可着劲的蹂躏了一把。
立秋后的一个礼拜，整个北京城都被八国联军给占了。
光绪皇上和慈禧那老太太吓的是屁滚尿流，一溜烟的西逃，最后在古代的都城长安，也就是现在的西安立了个“行宫”。这仗打的稀里哗啦，整个直隶山东都被打烂了……
又一个庚子赔款，再一次被列强欺凌，大清朝被欺负的麻木了。华夏大地已经到了水深火热的地步，老百姓苦，朝廷也苦，整个就找不到不苦的地儿了。
靠着长江边不远有一个丘陵山区的地方叫桐城，这桐城怎么看都是个小地方，就是现在看起来，也不过1400平方公里的地方，跟其他的县比起来，这县城的地盘的确是不大。可就是这里，明末清初却出了不少文人雅士。
在桐城的小县城里，散居着不少人家，有大门大户，也有升斗小民，而最多的却是一群贫寒学子，这里不是农村，也谈不上是啥城堡。
就在这散居的人家里，有一户复姓皇甫的人家，虽然谈不上家学渊源，也无达官显贵，可这皇甫一家仍然在坚持，在不断的延续着“诗礼传家”的组训……
皇甫淳，年方弱冠，不管北边打的如何，这一年，他成为了当地诸多进学的“童生”之一。
那边的仗打的如何，皇甫松不知道，甚至也不关心，反正在第二年的乡试里又过关了，小小年纪的他已经是“举人老爷”了。
按理说，有了举人资格就可以出仕了，就可以去当个小官了，可是皇甫淳还是在父亲的安排下，打好包袱，带上微薄的盘缠，准备去参加会试。
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即便是中了举，未必就有官当，如同现在许多大学生毕业后找工作很难是一样的，最多给你个“后补”的资格，要想排队上位，没有关系，没有孝敬，那你就“举”一辈子“人”吧。
而参加了会试后，只要考上了，最差也是个“贡生”的身份。在清代，贡生其实已经是登峰造极了，之所以叫贡生，意思就是给了让皇帝亲自遴选的机会，属于“上贡的好学生”，考上了贡生，基本上就可以直接有官做了，不像举人那样还得去找路子“后补”。
那殿试是干什么的？
殿试其实是会试后的一场排名赛，你考中了会元不算个啥，有本事，你在皇帝老儿面前再出色发挥一下，能够考上第一的才叫状元。
殿试考试在所有科举考试里算是压力是最小的一场考试，原则上说，殿试没有黜落的，有的只是最后成绩的排列次序。
参加完殿试，最不济的也是个“赐同进士出身”，按照成绩排列的顺序，可以去当官了。
当然，进士和同进士可以进翰林院当编修，而其他的则是去干庶吉士、主事、中书、行人、评事、博士、推官、知州、知县这些基层工作了，这与在翰林院里的高大上可是完全不一样了。
皇甫家在桐城算是小门小户，早年，皇甫家的祖辈曾经在同为桐城人的大学时张英、张廷玉父子的时候去张府“帮闲”，到了皇甫淳父亲这一代的时候，不过是在桐城县城里开了一间小小的文房四宝的铺子，用以维持生计，皇甫淳的父亲皇甫涯求学了一辈子不过才是个秀才，硬是过不了乡试的那一关。
秀才开店铺？这能行吗？在那个时代，文人经商是要被耻笑的，可也不能一概而论，看你经营的是什么了。
比如，皇甫涯经营的是文房四宝，这就可以，还被同行称道。皇甫家几代经营的就是这文房四宝，而几乎每代人都是卡在“秀才”这道坎上了。
如果说换个地方，这秀才也是稀罕物，也是能够在一片地儿上呼风唤雨，讼师、塾师是不成问题的，可在桐城这里不行，这里的秀才太多了，想去谋个私塾的老师都难，如果家里没有几亩薄田，那只能是玩命的读书，考不出来的只能去大户人家当个教习，或者像皇甫家这样弄个文雅的买卖过日子。
蒙元时期开始的战乱，使原来在北方的许多世家大族为避战乱而四处迁徙，有的去了南方成为“客家人”，有的去了更南边的昌江边上，最后形成了现如今的景德镇。
也正是因为战乱，使一些世家大族和文人士子迁入了桐城，这就是当地“文兴文起”的一个根本原由。
随着这些迁入，程朱理学在当地发展迅猛，文人可以避世，但不能不修文。
于是，在当地尊儒重教风气开始盛行，“穷不丢书、富不丢猪”成为当地人的一个共识。
据《桐城耆旧传》记载，“城里通衢曲巷，夜半诵声不绝；乡间竹林茅舍，清晨弦歌琅琅”，当地的文风由此可见一斑。
满人进关后，从一开始就是来学汉文明的，很快，满清就恢复了科举制度。
于是，厚积薄发的桐城人在这一时期的科举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根据历史记载，明清两代有据可考的进士240人，举人640人，贡生509人……到了满清初期，这里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