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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老太监都能看清其中的关窍,更何况京中的勋贵世家。勋贵也不尽是愚蠢之辈，相反，他们中许多人还很精明,只是不过这股子精明劲头是在私利上精打细算，公事上则是装傻充愣,能薅多少羊毛就薅多少。因此，孙中山先生才提出:“中国人最崇拜的是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所以中国只有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没有国族主义。”
存着这样的想法，这些既得利益集团其实不愿意改变现状，更何况这改变还有可能会影响他们的权益。诸如佩征南将军印、镇守云南的黔国公沐昆和佩平羌将军印、镇守甘肃的西宁侯宋诚，两人都是世袭勋贵，又远在边陲，天高皇帝远,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他们觉得如今的日子已经够好了，这群文官真是吃饱了没事撑得，为何要多生事端。
不过,也有例外，譬如成国公朱辅和镇远侯顾仕隆。成国公府一直都很有政治头脑,虽然也有板上钉钉的爵位，但他们不愿坐吃山空,而是不断积累政治资本,男子们兢兢业业地履职，女子也多与文官联姻，嫁得最好的自然是李东阳之妻——朱夫人。
当他们看到了刘大夏的奏疏时，他们不仅看到了危机,也看到了机会。皇上自幼就表现出来重武的倾向，如果真能设立武举和武学，他是决计不会将这些权力全部让给文臣。如果勋贵们团结一心，奋力一搏，说不定就能分一杯羹，据此再苦心经营数年，或许还能重回土木堡之变前与文官分庭抗礼的盛况。
至于镇远侯顾仕隆，他却是勋臣中的一股清流，的的确确是个好人。他并非镇远侯一脉的嫡系，上上代镇远侯顾淳去世之后，膝下无嗣，于是从旁支中过继顾仕隆的父亲顾溥袭爵。顾溥十三岁就做了侯爷，却并未因此骄横，反而谦虚敦朴，在国子监勤习诗书、兵法。他长成之后，就被孝宗皇帝任命为总兵官镇守湖广。他在当地爱护军民，深得百姓爱戴，还借天象有异，对诸王府的乱占民田的现象进行了整顿。
在这样不畏权势，廉洁爱民的父亲教养下，顾仕隆也是文武双全，宽和谦逊，对那些尸位素餐的世袭将官多有不满，认为多吸纳一些人才进来有利于重振军威。只是他年纪尚小，又是今年刚刚袭爵，故而在勋贵集团中没有太多的话语权。
除了以上两派外，还有两个奇葩。前些日子里定国公府可谓名震京都。虽然朱厚照为了平衡势力，强压三法司放了徐延昌，可并不代表他对这些纨绔子弟仍有优容。戴珊既然识趣让步，朱厚照也不好把人家逼上绝路，也需拿出一个态度来。勋贵除了军务之外，还在重要典礼上负责礼仪职能，礼仪典制虽然繁琐，却是无上的荣耀。
而朱厚照直接剥夺了在他大婚中定国公应承担的礼仪职能。这可谓照脸打了一记耳光。徐光祚为此羞惭不已，破天荒地开始约束族人，整个定国公从上到下都开始夹着尾巴做人。在这样的情况下，定国公表现出前所未有的谨慎，不愿再轻易站队。
而魏国公徐俌之所以也静观其变，则是因为他十分迷信。孝宗皇帝曾经派他掌南京中军都督府事，兼任南京守备。南京是大明的留都，他作为此地的军事长官，地位尊崇，非同凡响。然而此人干了几年居然强烈要求辞官，原因是遇到了不祥之兆……
到最后，孝宗皇帝便只让他负责南京左军都督府的事务。此时，遇到这样的大事，他怎么能不算一卦，然而府中的“高人”们说法不一，有的说吉，有的说凶，他也为此左右为难，故而先按兵不动，等到天机明朗时，才做决策。
勋贵们是意见不一，文官中也不是铁板一块。不少上层大臣对刘大夏颇有微词，认为他首鼠两端，先前明明说常设督抚，如今只因小皇帝的不悦便改弦易张，如此作为，哪里有半点文人的风骨，莫不是被戴家的遭遇吓破了胆。
有这样的说法，也在情理之中，毕竟文官节制武将似乎已经成了不可逆转的趋势，常设督抚是乘胜追击，而设立武举武学反而是倒退了一步，给了武将集团乘虚而入的机会。万一皇上拉偏架，他们不是偷鸡不成蚀把米。
而诸如李东阳、谢迁等人反而乐见其成，他们都是心胸宽大，注重实务之人，明白大明如今这个军务，如果再不整顿，若再有一个外族大举入侵，就真的只能大家一起玩完儿。在共同利益面前，他们愿意让渡一部分权力，不争一时之长短。
还有一些中下级的官吏们，则将这次改革作为自己上升的终南捷径。这时的冗员已经非常严重了，洪武爷制定的俸禄又那么低，在肥缺上的官吏可以中饱私囊，坐冷板凳的小官就只能清贫度日。设武学、开武举都是大事，必然需要大量用人，如果他们积极响应，说不定就能受到擢升。
这样看来，文官中大部分人还是希望全盘把持武举、武学的权力。
对于改革的直接影响对象，军队中人反而大多较为麻木，一来八字还没一撇呢，没有必要着急。二来就算真的撇下来，世袭军官反正是混吃等死，而下层士卒要武艺没武艺，斗大的字也不认识一箩筐，这改革对他们也没什么用。只有少数如时春一样有梦想的青年，才会觉热血沸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