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遇某之某曰”，而从无出现“其卦曰”的这种说法。显然，说明了《周易》一书之外，同时还存在着一种称“卦书”东西，也在用其进行卜筮。
而西晋发现的“汲冢竹书”竹简（战国中后期），不过那是一次盗墓所引起的。《晋书·束皙传》里记载了这批竹简古书的详细目录。目录有这些记载：“其《易经》二篇，与《周易》上下经同。《易繇·阴阳卦》二篇，与《周易》略同，《繇辞》则异。《卦下易经》一篇，似《说卦》而异。”由此说明竹简上的《易经》（西晋时的称谓）与《周易》相同（应是符号相同、文字内容相同，因整理竹简束皙也并不知《左传》里记的《周易》文本与与传世今本《周易》不同，后世之今的“易学”者皆无发现，都认为《左传》里记载的筮例，按今本《周易》卦爻变说之。所以束皙不可能涉及竹简上的《周易》里“某之某曰”是与今本《周易》六·九称法是不相同的，因发现的竹简早已遗失，已无法睹其面貌。不过通过《易繇·阴阳卦》二篇，与《周易》略同，《繇辞》则异”这说法，其中既两次说到“繇”，又说则“卦”字，并明确说到“《繇辞》则异”，而不是说“爻辞”，由此旁证束皙看到竹简上的《周易》还不是六·九爻辞的今本《周易》），并《周易》是不称卦的，战国只有《连山》与《归藏》（就是说的“《易繇·阴阳卦》二篇”）才称“卦”。这与《左传》以《周易》卜筮不称卦，而用《周易》以外的《连山》或《归藏》卦书卜筮时才称卦的说法是一样的。
《晋书·束皙传》里说的《易繇·阴阳卦》二篇，与《周易》略同，《繇辞》则异。”这里说不是指《周易》，正是指的《连山》与《归藏》。也正如《周礼》说的：“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这所谓的三种“易”里的卦符号是一样的。与《晋书·束皙传》里说的《易繇·阴阳卦》二篇，与《周易》略同，《繇辞》则异”相吻合。
因《晋书·束皙传》里说的《易繇·阴阳卦》二篇，与《周易》略同，《繇辞》则异”。其一说的是二篇，其二说的“与《周易》略同，《繇辞》则异”，这里的略同（如发现的竹书与帛书《周易》与今本《周易》卦名称都有所不同，为异体字）是指卦符号同，而符号名称后面的文字内容（称“繇辞”而不称“爻辞”）则完全不是，这二篇正是后人说的《连山》与《归藏》。也是在战国时期流行着的。
而这种“卦书”的内容，也有“六十四个符号”及“六十四个名称”，与春秋《周易》文本里的符号和名称完全相同，其文辞内容（即“繇辞”）则完全不同。可从《晋书》里记：“《易繇阴阳卦》二篇，与《周易》略同，繇辞则异”可推知，这是与《周易》不同的卜筮之书《连山》与《归藏》。晋代王隐（约317年前后在世）所撰《束晳传》说，汲冢书中“有《易卦》，似《连山》、《归藏》”，这是指《易繇阴阳卦》似《连山》、《归藏》。这说法正确，所谓“与《周易》略同”，是指六十四卦画符号及名称与《周易》同；所谓“繇辞则异”则是指卜辞内容与《周易》不同。这正是吻合《周礼·春官》曰：“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别皆六十有四”的说法。而今考古上发现王家台秦简《归藏》，也正是与《周易》里的符号、名称则同，而文辞则异。由此证实在春秋时期，确实还存在着相同于春秋《周易》文本里的符号和名称，而不同于繇辞的卦书流行着。这种卦书是借着相同《周易》里的符号和名称，而编进去了一套所谓卦辞。这种卦书内容，是只有“卦辞”，而无“繇辞”。这种“卦书”，其结构形式与春秋《周易》文本也不相同。
由此可知，史巫把春秋《周易》文本称卦，是通过有其它卦书，而引述过来的称法。也由此而知，将《周易》变成卦学是逐步演变的过程，后来把《周易》称卦，是受《周易》以外的卦书影响而致。
我们说《左传》里记载的卦书，无论《连山》与《归藏》，都是模仿《周易》一书原初格式文本而产生的。
也因无论《连山》或《归藏》这些卦书里那些用于卜筮人事的吉凶的“卦辞”，在史巫眼里认为编撰的并非理想。尔后，史巫觉得那些卦书里的卦辞并没有《周易》里的文辞更有道理，以此更能比类、联想、符会求问人事上的吉凶，史巫受其那些卦书的影响，反过来又把《周易》改造成“繇”式的卜筮形式用于卜筮。
《周易》一书早在春秋之前就已产生，而在春秋时期史巫使用春秋《周易》文本进行卜筮，同时还流行着不同于春秋《周易》文本内容的“八卦筮书”用于卜筮。这种卦书，只有六十四卦画符号和卦名称及卦辞，而没有“繇辞”。《左传》里记载的两卦例，即《左传·僖公十五年》与《左传·成公十六年》里的两则卦例，应是属“三易之法”中说的《归藏》或《连山》卦书进行卜筮的卦例。《左传》里记载的两筮例所反映的卦书，是只有卦画、卦名与卦辞，是与后人记述的《归藏》、《连山》卦书体例结构相同。这种卦书的结构形式是：
卦画符号十卦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