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即“连续性”）。中国古代文化几千年中何以能如此不变的文化制度模式，正是中国特殊的地理生态条件，在特定的时间阶段里所造成。
以氏族血缘组织及农耕生活习惯的古代文化里，若能产生出如古希腊时的民主政体及哲学思想，那才是怪事呢？甚至是不可思议的。
中国的古典哲学同理是反映了那个社会存在的社会意识；也并不是有古典哲学家能决定社会存在的改变。
大一统极权专制并不是儒家所建立的，也不是儒家所能够建立的。
儒家与先秦诸子百家思想正是争鸣的产物，正是那个特定的历史时空下出现了一个相对时段自由学术的间隙（诸侯竞争的时代）。儒家思想同样是自由所迸发出来的火花。不过儒家思想后来成为独尊，反桎梏了自由思想的发展。所谓儒家的“经典”，实乃不是什么“经典”，只不过是专制政治干预下成为了“经典”，也正是适应了专制制度的需要；也不过成为帝王家天下专制服务的思想武器。那些所谓的“经典”，在现在看来，已不合时宜。正是独尊儒术，才窒息了思想自由。正如黑格尔所言：“在个别的国家里确乎有这样的情形，即它的文化、艺术、科学，简言之，它的整个理智的活动是停滞不进的，譬如中国人也许就是这样，他们两千年以前在各个方面就已达到和现在一样的水平。但世界精神并不沉陷在这种没有进展的静止中。”（《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第八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 第9次印刷）
在农耕文化的国度里，儒家思想成为独尊，无疑儒学最适宜农耕文明里的政治需要。
在旧体制里不但不能催生出新思想，新文化，而且往往会扼杀新思想，新文化的成长。正因专制帝国习惯于保持传统，才能保着统治的稳定。自然最怕进步思想的出现。所以帝国里的政治思想、法律、道德，哲学等无不抑制自由思想的出现。为了保持农业立国的不变，也就保持着家天下的制度不变，这就是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这就是社会环境里的文化制度又对自然地理因素的反作用。
中西文化差异的根源，就是“海洋”与“大陆”；“商贸”与“农耕”的差异。一个催生出商业文化，一个保持着农耕文化，正是与其自然地理环境的特定时期里所造成的因素。
“橘逾淮而北为枳”，这正是自然条件所定了植物生长的的结果。
“居楚而楚，居越而越”，这既有地理因素，更是社会因素。人不同与动物，人虽无法改造自然地理环境，但人类能在不同的地理环境中适应自然，而建构出更适应人类生存发展的社会环境。
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人就变成了社会的人。人变成了双性属性，既是自然的，更是社会的。人从自然的属性逐步向社会属性转化，人从自然的束缚中解放而逐渐又被社会所束缚。人的思想意识无不打上社会历史文化的印痕。但人是可以迁徙，与其它不同地域里人进行交流，互相学习，就打破了自然环境的束缚。
因中国缺乏对外的交流与学习，虽有地理的因素，但社会的因素更是不可忽视。因地理环境始终是处于被动的，而人始终是处于主动的。而处于原始时期的人类，却在自然面前是处于被动的，是被自然所束缚，而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人处于被动的地位逐步改变，人变被动为主动。故西方的文明，把人从自然与神话中解放出来，建立出主体性，开放性的社会。而中国古代却始终没有从自然与神权中解放出来，并越来越陷入到人为构建的文化圈里不能自拔。中国进入文明时代，所架构的文化圈里不能自拨。中国进入文明时代，所架构的社会制度，才是真正束缚中国人的肉体与精神枷索。地理条件只能是文明初期的一种动因，而真正人类文化的构建是在于人的精神。后封建社会历史处于停滞状态，因地理环境所决定的因素，再有人们构建的一种社会环境把人死死地束缚在专制主义的社会形态里。社会环境（即民族文化），对人的影响致关重要，人一生下来，接受的是专制文化的社会化过程，又没有相异的社会形态做参照式比较。人在那种专制文化的社会环境中成长，而逐步接受专制文化的价值与理念。而那种专制文化的社会环境从而扼制着中国人的精神思想上的自由。精神思想的不自由，就难以产生新思想，新文化，人类历史的发展，无疑是人类精神思想发展史过程。
中国文明初期因地理因素，催生出农耕下的专制文化形态，而专制文化形态被人为的越来越强化，对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越来越制约，即越来越阻碍了中国的进步与发展，从而造成了中国社会历史处于停滞的状态。其阻碍与停滞是中国古代始终保持旧文化的连续而不被突破与断裂所造成。
而古希腊因地理因素催生出的商贸竟争的社会文化形态，其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是在不断的突破与超越旧制度，旧文化。
但地理条件只是决定人类古代文明社会的一个动因，而不能成为决定人类命运（即文化形态）的永恒动因。地理决定只是特定时空里的作用，而不是永恒的。所以中国专制王朝并不因大陆性地理环境的存在而永保长存。打破中国社会历史的停滞状态与封闭型的“外壳”，正是近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