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城市，文字，意识形态上简单的举例说明中国文明产生之后所延续“野蛮时代”的文化成分。张先生通过举例，最后总结中国古代文明是萨满式的文明，其结果：“中国古代由野蛮进入文明过程的主要变化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而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变化，即技术的变化，则是次要的。”此种说法，的确是这样。那么我们沿着张先生的举例做进一步的解读，即通过参照西方古代文明产生过程来对比分析“连续性”与“突破性”的背后成因。
从“生产工具”上张光直举例说：“最重要的延续是生产工具。中国青铜时代文明的产生，在生产工具上并没有明显反映出由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这一重大历史变化。石，木，骨，蚌仍是生产工具主要的原料。青铜在这个文明社会中主要用途不是制造生产工具，而是制造与政治权力相关的器物。《左传》里有句名言叫做：＂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中国古代青铜的使用就是围绕这类＂国之大事＂而展开的。用于祭祀的是大量青铜礼器，用于军事的就是各种兵器。这样，从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中国的生产工具和技术的延续是相当明显的。”（《考古学专题六讲》第11页）
通过张光直先生的阐述，确实在中国青铜时代的文明里，在生产工具上并没有明显反映出由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这一重大变化。
我们知道，人类的文明社会，是从原始社会发展而来的。考古上根据人类使用工具质料的不同，分成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石器时代是人类历史的初期阶段。石器时代又分旧石器，中石器和新石器三个时代。大约1万年前后，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也是原始氏族公社时期。新石器的标志是人们使用磨制石器，磨制石器伴随着定居，房屋建筑，制陶和原始农业的出现。我国的“仰韶文化”是这一时期的代表。
中国进入青铜时代，应该是四千年前后开始，即青铜使用到生产工具上。
二里头文化中发现的各种青铜生产工具，包括了木器加工的斧，锛，凿，用于渔猎的鱼钩，箭头及各种刀具等。
到商代青铜器才进入一个比较快的发展时期，然而商代青铜器的利用主要是基于商王室和各级贵族的宗教祭祀，政治礼仪和军事方面的需要。商代的农业生产工具主要是石器，蚌器，骨器，木器等。考古发掘所见，以石，蚌，骨器居多。推测当时的农业生产工具还大量使用木质的农具（因为木质农具，很难保存，故考古上很少发现）。商代晚期，青铜冶铸业已有了高度的发展。商代的社会经济以农业生产为主，而商代的农业主要是用耒耜来进行农业耕作。夏、商、西周和春秋时期的农业都是耜耕农业。只是到了春秋中晚期，尤其是战国中期以后，由于铁农具的逐步使用，牛耕的逐步发展，犁及犁耕农业才出现和发展起来。总之，商代青铜器并没有运用到农业生产上。青铜器主要成为商王室及贵族阶层的统治工具与使用工具。从考古上来看，是用在礼器，车马器，兵器，贵族使用器具上。
因商朝青铜冶铸业完全掌握在贵族手里，而贵族统治者所想的“国之大事”，即“祀于戎”。考虑的是如何去统治与保障统治，精力用在祭祀与军事。即统治的思想（神道设教）手段与军事暴力手段相结合。商统治者把当时代表生产力发展最高水平的青铜冶铸业主要用于统治（礼器与兵器）工具和生活使用器具上，而不可能去关注农业生产工具的改进。
商王及贵族为了巩固统治，用当时最先进的青铜制造了大量的武器，青铜生产工具上主要是为贵族制作木器，车具的手工工具，除了这些就是青铜礼器。
青铜礼器，是商、西周王室及贵族用于祭祀、朝聘、宴飨、丧葬等各种礼仪活动所使用。
商朝的青铜使用，正如张光直所说：“青铜在这个文明社会中，主要用途不是制造生产工具，而是制造与政治权力相关的器物。”
历史进入西周时期，青铜器的使用与商朝相比并无大的变化，同样的是青铜并没有使用在生产工具上。若说有变化的是，西周青铜礼器的最大变化是铭文有了发展。礼器成了维护西周封建氏族贵族统治大造舆论，进一步强化封建贵族统治权力工具。
西周时期出现了列鼎制度，青铜鼎（礼器一种）用以表示使用者的身份等级。列鼎制度一直沿用到战国时期，是先秦封建社会礼制的最突出的代表。
西周青铜乐器也有了飞跃的发展，青铜乐器也是贵族等级身份的象征。西周的青铜主要用于礼、乐器及车马器、兵器具，表明西周礼制制度的加强。
中国古代文明是一个“连续性”的文化传承，而不是到了西周初出现了变革，正如胡厚宣先生所言：“故汉代及其以后旧籍从封建之制起源于三皇五帝之世或更以前，此固不可信。然近儒谓封建之制，不特为周之所特有，且系周公之所独创者，亦不然也。
盖今人每以中国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中国一切传统的文化礼制，大半皆由于周公之制礼。据吾人观之，周起西土，在早期几无文化之可言，及入主中土，乃全袭殷商之文化，几乎无所变革，故殷与西周实乃为一个文化单位，其剧变化不在殷周之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