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五：发现了《周易》学术
第四章：《易传》后的“易学”，是对《易经》（今本《周易》加易传）的l学术
第十六节：清代后期其它诸家易学
毛奇龄(1623年－1716年）的“《推易始未》四卷，综核卦变之著作，举春秋内外传中，有得于筮占者汇编成书，汉晋以后占筮有合于古法者亦随类附于其后。”
毛已然是考辩的春秋与汉晋以后的筮卜方法，那均是八卦占筮术上的东西，即是六十四画符号派生出的卦术，与《周易》是风马牛不相及。
而胡渭(1633－1714）作《易图明辩》解释“易卦”与“蓍筮”的关系，是用中国古代哲学上的一对范畴，“体用”关系释之（这是导致今天“易学”上的错误认为，往往称其“易学理论与应用”，这应用就是指“算卦”）。那本身是“八卦筮卜术”上的东西来，而胡渭的《易图明辩》却成了《周易》上的东西，这就非常错误了。可胡渭把“卦”看作是《周易》的根本，即“体”了，而“蓍”起卦占卜才是“用”。
实际“卦”不是《周易》一书里的东西，《周易》一书里既无卦字，又无卦说。“卦”学是史巫从六十四画符号上派生出的筮卜术，与《周易》所反映的政治哲学内容是风马牛不相及。若把卦术从史巫附加在《周易》头上剥离开来说“卦学”，胡谓说的“体用”关系就另当别论了。
胡渭论《易》（指《周易》加《易传》：“伏羲有画而无辞，文王系‘彖’，周公系‘爻’，孔子作《十巽》，皆递相发挥，以尽其义’，故曰：‘圣人之情见乎辞。辞者，所以明象数之难明者也。’”
胡对《易》的认识是停留在汉人的观点上，即“四圣”说。
“且《易》之所谓象数，蓍卦焉而己。卦主象，蓍主数”。
这就是胡渭认为的卦是《易》之“体”，而蓍是《易》之“用”的说法。
“按：象，辞，变，占四者，说《易》之纲领也，伊川归重于辞，平奄因之，愚则谓辞本乎象，象尤不可忽，故夫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系辞焉以尽其言。又曰：八卦以象者，爻彖以情言。”
胡渭强调“谓辞本乎象”，认为程颐重于辞而勿视了象，这恰恰是胡渭的错误认识。“象数”皆为后学，言辞才能达义。而正是“象”说才偏离了今本《周易》的本义。胡谓已然认为四圣做《易》，又认为辞是明象之用的，也就是释卦象的。也就是说《周易》一书是先有”象”而后附”辞”。这种说法是以讹传讹而已。
而胡渭的《易图明辨》里考辨、易学图说，又是何意呢？既然也认为卦主”象”，蓍主”数”，那么“易学”上的各种图说，皆是卦象之产物，都是从“八卦”卦学里发展出的”象数”学，同理是受《易传》里的《系辞》和《说卦》这些“易学”影响，后封建的”象数易”学皆源自《系辞》与《说卦》里的思想，又何必考辨谁对谁错呢？谁宗谁末呢？
本身胡渭也是以讹传讹，从《系辞》、《说卦》里的讹，而考论陈抟、刘牧“图”说的讹，岂知自己又不是讹呢？本身胡渭同样认为《易》是四圣之为，又强调《易》之象数，那么考论陈抟、刘牧的“图”说，而比之“譬诸田功，圣人之《易》，五谷也，希夷之《易》，荑稗也；牧之《易》，进不可穷理以尽性，退不可养生以尽年，徒为稂莠而已矣。”
而恰恰希夷与刘牧的“图”说皆来自胡渭所认为圣人之《易》里的《系辞》与《说卦》中的内容，只是把文字意转换成图式表示而已，又怎能用种田比喻，圣人之《易》是五谷，而陈抟《易》说是夷稗呢？岂不是五十步笑百步吗？
而胡渭《易图明辨》也实难辨明宋时产生的“图式”真假与对否，更无意于揭示《周易》之本义。不过胡渭还可归为象数义理讲《周易》的，还是有别于象数筮术之说的。
在《易图明辨》未尾，胡渭质疑：“圣人岂专为卜筮而著一书，使天下后世之人日日端策拂龟，听命于鬼神而不务民义也哉，亭材论卜筮十则，可以箴宋人之膏盲，余故备录之而缀以管见如此。”
看来胡渭还是反对把《易》讲成是占筮的东西，但胡无法弄明白先秦筮卜与《易传》里的象数卦术理论根源，又以象数卦学之说去说《周易》，同样就陷入了传统象数释《易》的泥淖里去了。这也是以象数义理释《周易》的通病，关键是在于今本《周易》的结构体式误导的根源。
本身胡渭的“体用”易学论，也是有渊源的。
早在宋时的程颐就用“体用”关系以释《周易》里的象与辞的关系。但程颐可是被后学界里公认的里义理派释《易》者。
程颐的《易传序》里说：“‘《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长之理，进退存亡之道备于辞。推辞考卦，可以知变，象与占在其中矣。‘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得于辞不达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于辞而能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体用一源，显微无间。”
程也强调自己在书中解释的是《周易》的辞语，从辞语中领会圣人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