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实则是把那句话分割、拆解的支离破碎。你若不懂得八卦象数学，你就不懂他的说法的那些来历。但我们已然不明白王夫之所解释的“有孚，光亨贞吉，利涉大川”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总之，王夫之的《周易内传》是以象数亦理亦筮的东西，不凡从象数中阐发符合封建帝王社会里的“理”。王夫之有悲痛亡明抗清的一段爱国壮举，而不过已然是一位传统的士大夫。王夫之的思想已然有很多保守与阻碍社会进步的东西。王夫之的思想成果在于“史观哲学”，然他的“历史反思”已然是传统上的思维。王所处的时代，正是西方处于科学革命时代，世界处在文化上的重大转折期，而面对西方传教士带进的文明成果，东方的学者不屑一顾，只多看到是为技艺之术，而勿视科学技术后的思想与制度。王夫之面对西方的文明成果，已然跳不出“华夷之别，在于文野”的封建帝王传统文化藩篱，把中华民族悠久的传统文化变成了巨大的包袱，而成为阻碍学习世界上其它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的“围城”。
王夫之的《周易内传发例》里说：“《易》之为筮而作，此不待言。王弼以后，言《易》者尽废其占，而朱子非之，允矣。”
“《易》之垂训于世万，占其一道尔，故曰：‘《易》有圣人之道四焉’……故占《易》学《易》，圣人之用《易》，二道并行，不可偏废也。故曰：‘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学也；‘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筮也。”
“京房，虞翻之言《易》，言其占也。自王弼而后至于程子，言其学也。二者皆《易》之所尚，不可偏废，尤其不可偏尚也。”
“当位之吉，不当位之凶，其恒也。应之利，不应之不利，其恒也。使有恒之可执，而据之为典要。则《火珠林》一类技术之书，相生相克之成局，足以与于圣人之道义，天地之德业矣。”
“盖筮者，知天之事也；知天者，以俟命而立命也。乐天知命而不忧以俟命，安土毅仁而能爱以立命，则卦有小有大，有险有易，有顺有逆，知其吉凶而明于忧患之故……所谓‘动则玩其占’也。”
从王夫之的这些所谓的“易学”说法来看，充分说明王夫之继承的是《系辞传》和朱熹的衣钵。王夫之一样认为《周易》是为筮卜而作，并强调不可偏废“占”。封建帝国时期里的各种占验术数，被后儒者称为“技术之书”，那么支撑这些“技术之书”的正是帝国里的阴阳五行哲学理论。无论王夫之从“象数”上如何附会出封建帝王社会里的道德政治观，都不足以他认为《周易》是为筮卜，并不可偏废筮卜，而抵消了一切的义理之说。王夫之的“易学”况有百万言于世又有何补呢？王夫之一样是一位亦巫亦理的“象数易学”者。似乎他的“易学”诠释了王阳明的那句经典之话，“卜筮是理，理亦是卜筮”。这就是中国古代里所谓的大思想家、哲学家眼里的“卜筮”（算卦迷信）与“义理”（封建道德文章）观吗？
二、清初黄宗羲的易学
黄宗羲（1610年－1695年）浙江余姚人，明遗民。黄宗羲一生著述多至50余种，300多卷，其中最为重要的有《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明夷待访录》、《孟子师说》、《易学象数论》等。
在易学上，黄宗羲不但是清复兴汉象数易学的开端，又是清考辩”易学”的开始。
黄宗羲是明末清初的三大思想家之一，他的重要成就在于政治学说，他54岁时写出了《明夷待访录》，在近代以来此书呼声很高，又被现代人诠释为“中国的人权宣言”。
我们先看看《明夷待访录》“人权宣言”了什么？
《明夷待访录》开卷说：“余常疑孟子一治一乱之言，何三代而下之有乱无治也？……冬十月，雨窗削笔，喟然而叹曰：昔王冕仿《周礼》，着书一卷，自谓‘吾未即死，持此以明主，伊吕事业不难致也’，终不得少试以死。冕之书未得也，其可致治与否，固未可知，然乱运未终，亦何能为‘大壮’之交，吾虽老矣，如箕子之见访，或庶几焉。岂因‘夷之初旦，明而未融’，道秘其百也；癸卯，梨洲老人识。”
这开卷前二百三十多字，类如现在写在书前面的序，或叫前言。这是黄梨洲交待写此书的心志，即写书的目的。即是要献策于明主，学王冕与箕子那样，这均是用典。王冕是明朝人，箕子是商末周初人。王冕仿《周礼》一事不详，但箕子是纣的诸父（对同宗族伯叔辈的通称），封国于箕，故称箕子。史说商纣暴虐，箕子谏不听，乃披发佯狂为奴，为纣所囚，武王灭商，释箕子带镐京。武王访箕子，箕子进策“洪范九畴”。《周书》里有“洪范”篇，认为是箕子作。这里表明了黄宗羲的心思，有箕子之心，待明主出现，而黄出书时已是清朝的臣民。
我们还可通过黄宗羲的那部书名《明夷待访录》的“明夷待访”，便知作者其心意。“明夷”一词本是《周易》一书里一篇文章名（即后来所谓的“明夷”卦名），《明夷》里有“箕子之明夷，利贞”之句。
原创《周易·明夷》全文是：“明夷，利艰贞。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明夷，夷于左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