础上的继承与发展。故《周易》的“君子”之道,与后儒孔孟所讲的“君子”或“王”道是一个奠定与发展的关系。春秋战国的儒家给“君子”赋予上更多的道德内涵。但目的都一样,是预设“君子”之治的道德政治楷模。“君子”具备了道德,成为通向理想之君的一种资格。如同古希腊古典哲学家柏拉图《理想国》里的“哲学王”理念。柏拉图向往的是有哲学家出任国王来治理国家。中国古典时期的哲学家一样的是向往并构建出“君子”这一政治理念,目的是一样希望统治者应有道德性(当然道德性的内涵,是随着时代的不同而不同)。当然,《理想国》的“哲学王”与中国先秦构建的“君子”内涵是有区别的。
《乾》篇里的“君子”要学“龙”的那种变化本领,完全把龙拟人化。用龙的变化升腾来比喻君子之道,是给“君子”讲述如何做好君子的诀窍。东方哲学偏重于君道的谋略,虽然《周易》哲学不凡讲述“君”道谋略,但要区别于王权专制学说里的君道谋略是不相同的。如韩非子之学,是典型的“君王论”,讲君王的专制专权谋略,而《周易》是讲君子论,是讲“君子”的道德性建设与政治关系。故《周易》里所讲的“谋”与统治主体(即“君子”)的道德性相结合。这是先儒预设的“君子人格”,从“修德”到“治国”的一条途径。
《乾》篇既讲“君子”做事的诀窍,又讲“君子”之德的道理。
“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历,无咎”(“乾乾”原创是“健健”,即刚健自强不息
。之意)。此句的意思是:君子不仅整日自強不息,发奋有为;而且夜晚要心存警惕,好象有危险发生一样,才没有害咎。
这是《周易》给“君子”讲述的政治诀窍,是为“君子”提供治国理政的政治经验。在《周易》时代,是“君子”共有的天下。即邦国林立的天下,已是诸侯争霸的时代,西周王室已名存实亡。讲“君子”之道等同于君主之道。因为大大小小的诸侯国君,都是君主。大大小小的诸侯国君的地盘其先都是分封来的,是周族创立的天下,这些国君就是周君之子国。所以大大小小拥有封地的主人,都是“君子”(即先君之子)。那么,那时的天下就是“君子”共有的天下。《周易》所讲的“君子”之道,也就是讲给那些大大小小的拥有封地的国君(君子)们听的。也可以说是讲给列国之主听的。在《周易》作者眼里,“君子”修德是达到安邦治国的一种理想的有效途径,也是向往"君子"共治共享"天下"太平的途径。cascoo.net
《乾》篇里的以龙喻君子就说明了这一问题,从潜龙、见龙、飞龙、亢龙。这几个不同的阶段过程的论述,实则是阐述的君主之道。但从龙的几个阶段发展变化,又赋予上君德。
《乾》篇最后里的“群龙无首吉”(都不争做领头或者不充当领袖人物,吉祥)。体现了作者向往的是“君子”共治的政治理念。因为“君子”就是大大小小拥有封国封邑者。这些“君子”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了,那么天下岂不太平了,所以《周易》里的“君子”是背负着政治的重任,是通向天下太平的枢纽。所以《乾》篇里讲的“龙”道变化,就是给“君子”讲述政治之道上的君道诀窍。而“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历,无咎”,即“君子”应时刻警惕、反思,自我完善,即完善其“道德”成为安邦治国的一种政治资本,若一旦没有道德的完善,将失去治国安邦的资本。先儒建构的“君子”之治的成败,以“君子”的道德性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政治根本。这正是中国的古典政治哲学与西方政治哲学的不同及差异。西方政治哲学是从制度政体上阐述治国的道理,而中国的古代先哲总是一成不变的或者一脉相承的从政治主体的“道德”上,反复无穷的论述统治主体完善其“道德性”,而达到天下治理的向往。以为这样的“君子”才能善待其子民,天下才能太平。这就是特重主体(即统治主体)的“道德性”,而从不思考政体的建设性。中国古代哲人所提供的思想,也只有王者之道。后封建社会的两千多年里的思想者,也只能反复的去注释先秦的那点本属政治干预之下的所谓“经典”了。“注经”成为后封建社会里的唯一思想源泉。道德治国实际是非常苍白的说教。“道德政治”与“政体政治”哲学正是东西文化的差异,也正是民主与专制制度环境下应运而生的必然结果。
《乾》篇里对君子的论述:“每天努力不懈的进取,而时刻又要警惕自省,这样做就没有害处”。除了对君子讲自我修省,再没有什么政治主张了。把治国的好与坏寄希望于“君子”自我修省(即“道德自律”),单靠统治者修德自省的这种软性去约束而希望达到政治上的有为,那无疑于是政治上无奈的自慰。如果君子不去受那种软性的道德说教去约束自己,而是贪婪残暴,又如何是好呢?自我完善又不能,警惕自省又不会,克制约束自己又不愿,那又如何是好呢?古代的哲人们,从不去思考这些问题。让统治者(“君子”)以修德自省而达到政治目的的实现,而对统治者的压力只多是“功业”上的好坏成败的说教。却没有来自体制程序上的实实在在的制约。这正是我们的古典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