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卜偃筮出的刚好是六十四卦繇辞中唯一的“公用享于天子”这句繇辞么？岂不相信那是卜偃顺口讲出的《大有》卦里《睽》繇题里的繇辞么？这只是给晋文公一个借口。那些龟卜、筮卦都有神显示了兆示，还不去干这事呢？文公也就有了信心。这种筮法，到像引用春秋《周易》文本里的文句直接说理的那样。不过八卦筮卜与直接引用《周易》里的文句阐明事理是不同的功用与性质。筮卜是“神道设教”之功用，更能迷惑人，更能使人迷信，因为那时的人们认为烧灼龟甲与揲蓍卜筮都是通天的工具，即与神沟通的工具，能先知神灵兆示的吉凶“天机”。当然卜筮是非理性的巫术迷信活动，而直接引用《周易》里的文辞阐明事理则是理性的人文智慧。
第六是《左传·襄公九年》：“穆姜薨于东宫。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谓《艮》之《随》。随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于《周易》曰：‘随：元亨利贞，无咎。’元，体之长也。亨，嘉之会也。利，义之和也。贞，事之干也。体仁足以长人，嘉德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然故不可诬也，是以虽《随》无咎。今我妇人而与于乱。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谓元。不靖国家，不可谓亨。作而害身，不可谓利，弃位而姣，不可谓贞。有四德者，《随》而无咎。我皆无之，岂《随》也哉？我则取恶能无咎乎？必死于此，弗得出矣。’”
穆姜是鲁宣公夫人，穆姜本来姓姜，“穆”是其死后的谥号，她原来是齐国的一位公主。
这一筮例虽是以春秋《周易》文本占筮的例子，但与《左传》中记载的以春秋《周易》文本占筮的十一筮例中其它的筮例的筮法则不相同。其它十个筮例都是“变繇”筮法，而唯此例中所说的“是谓‘《艮》之《随》’”则不是“变繇”筮法，因为这“《艮》之《随》”之说，在春秋《周易》文本里的《艮》中是没有以《随》做“繇题”的。
此筮例先说的是“艮之八”，而太史解卦时说是“艮之随”。这一筮例上的“八”说，在”易学”上虽有定论，是谓占出的一个不变卦，即没有“变爻”的卦，才称“八”。首先把《左传》里的筮例以今本《周易》释之，本身就是错误的，因春秋《周易》文本并不是爻式结构，焉能说“变爻”呢？除非这一筮例是其它卦书筮之的筮例。
而此卦是穆姜薨于东宫之前，即要搬入东宫时而进行的卜筮，所得的“卦”是“艮之八”。而让太史解释这一卦的吉凶时，太史在解卦时却说的是“艮之随”。那么，这里的“八”说是何意呢？又如何将“艮之八”变成是“艮之随”的说法呢？
此卦例筮出的是“艮之八”，而太史所言是“艮之随”。可这个《随》则不是《艮》卦的繇题，因春秋《周易》文本中的《艮》中没有以《随》来做繇题的。
若以《艮》卦画()，从第一基础画变起，而得出六个不同的卦画来。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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贲蛊剥旅渐谦
《艮》卦里是以“艮之贲”，“艮之蛊”、“艮之剥”，“艮之旅”、“艮之渐”、“艮之谦”来做为六句繇辞的繇题称谓，所以是没有《艮》之《随》的说法。
那么，由《艮》画变《随》画，即所谓的“变卦”，就得有五个“变”画出现。如：
（因无法打出卦画符号，此图略去）
若由《艮》卦变《随》卦，就得出现五个变繇(后称五个爻变)，即起卦时，出现了五个“变数”(或“六”或“九”)，由《艮》变出《随》，这《随》不是《艮》卦里的繇题，那么这“艮之随”就是一个“变卦”说法了。可又为何出现“八”说，若“八”说是个不变卦的称法，即后人所认为是个没有爻变的卦，才称“八”，这岂不是矛盾的说法么？笔者认为《左传》里记载的有十一筮例是以春秋《周易》文本占筮的筮例。而十一筮例中有十例是“变繇”筮法。所谓“变繇”筮法，即在用揲蓍起卦时，先得出六个蓍数，这六个筮数只能是从“六、七、八、九”中所产生。若又规定“六”与“九”是“变数”，即起卦时揲蓍出“六”或“九”时，就知道是变数，目的是在得出某一卦时，就又跟着得出某一卦里的第几繇(后称“爻”)是个变繇，也就得出某一卦里某繇辞，以此做为占问事项的占辞之用。
这“变繇”筮法是与春秋《周易》文本作为卜筮之用有关，是以六十四卦里的六个卦名称(含卦画)做为每卦里繇辞的繇题排序形式结构所决定的。
我们所看到《左传》里记载的以《周易》筮之的十一筮例，除此例外，其它十个筮例都是“变繇”筮法，可得到“某之某曰”的那种称法，即得到某一筮例里的某一繇辞。但人们会说，难道这十个筮例在起卦时都出现的是一繇变吗？当然不会，只是在于人为的规定。假如规定起卦时，见有“六”或“九”数是“变数”，就知道在“数”转换成卦画符号时，也就知道一卦中某繇辞就是“变繇”，以变繇辞做为断卦的占辞运用。那么在起出一卦，即通过“三”、“六”十八变得出个揲蓍之数时，如出现是二个以上的“变数”，即假定出现了三个变数，那么就得出这一卦里的三个变繇，是否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