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则。如规定出，在起筮过程中，通过揲蓍所得出的奇偶之数里，凡遇最小（或称“少”）的偶数“六”，与最大的（或称“老”）奇数“九”，是谓“变数”。凡得出“大”、“小”变数，就是“繇变”（后来改称“爻变”），就得出某“卦”里某“繇辞”来（因为通过“大衍之数”，推演的结果只有“六、七、八、九”四个数字出现）。如第一步中，在揲蓍过程所得六个数目，其中排在第三中的数是“六”，是“六、七、八、九”中的最小的偶数，按筮法规定是“变数”（即“繇变”）。那么就知道是《观》中的“六联体”符号自下而上排在第三的“繇画”是个“变画”，在记作的时候可在这个“变画”符号后面几个记号（如记个“×”）。在对应《观》里的繇辞，就知道是什么内容的“繇辞”了。
春秋史巫在起筮时，用蓍草推衍，是心知肚明的会心里记着这个“六”是个“繇变”，还是用毛笔在竹筒上把《观》里画符号排在第三的繇画符号上作个特殊记号。
而是史巫用揲蓍推演出六个数字后，按成卦法则转换成“六联体”符号，就知是《观》卦了。同时按成卦法则规定的“大”、“小”奇偶数（春秋筮例中还没有阴阳说法）为“变数”，也就知道《观》里的第三繇画是个“繇变”，目的是得出“繇辞”，而不是再变出新的一卦画符号。如上面“第二步”中的《观》结构形式里第三繇辞的“繇题”是《否》。已知起筮时，这一繇辞是个“繇变”，假如规定是要按这一繇辞，推断人事吉凶的，史巫起出这一卦时，就会说：“遇观之否曰：观国之光，利于宾于王。”这“否”是《观》里一繇辞的“繇题”而已，而不是又变出了所谓的六十四卦里的《否》卦。故不能认为《左传》里的“观之否”是“变卦”筮法，而恰当的称法，只是个“繇变”筮法。
《左传》里记载的第一筮例，是史巫以春秋《周易》文本，通过蓍草推演起筮，通过“十八变”得出的数字按奇偶之数换成卦画符号，就可起出一“卦”来，卜筮的巫史，不用翻本就知是哪一卦了。在通过起卦时人为规定卦画某划是”变”划，就得出某卦里属第几的”繇辞”来。这本身没有一定之规，均是一种想象而已。后在宋代邵雍不是”发明”了多种起卦方法，现在不是用铜钱摇摇看正反面来起卦。再一，前面已说过，正因春秋《周易》文本，在起卦上有局限性，如起卦时只有出现一个”变”数，才能得六繇辞里某一繇辞，若出现两个以上变数，就超出那种格式，就转变成另一卦画符号，故后来才取消用《周易》名称当”繇题”格式，改成以阴阳数字(六·九)为爻称格式的《周易》文本。
《左传》里记载的第一筮例，周太史就是这样筮出了《观》中的《否》繇辞来“推算”小陈完以及其子孙的命运吉凶的。那么，通过这一“起筮”方法知道，这与《周易》一书里的内容是无关的。因《周易》一书里即没有讲筮术的方法，也不讲断卜筮的内容。若想从《周易》一书学得“起卦、算卦”，只能是白日做梦。只有把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衍生成卦符号，成为算卦的工具，再结合《系辞》里的“大衍之数”才能起出六十四卦里的某一卦。这无疑说明《周易》与“八卦”筮术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再者由此说明八卦算卦上的关健与那套演变成卦符号工具分不开。
我们接下来看《左传》里所谓用《周易》筮之，又是如何的推断人事吉凶的？并且那些关联到用《周易》里的文辞当筮辞而断人事吉凶有没有道理呢？假使《周易》是占筮之书，那么，用《周易》里的“繇辞”就能看出人事的吉凶了吗？
周太史在筮出《观》之《否》曰：‘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并说道“此其代陈有国乎。不在此，其在异国，非此其身，在其子孙。”
周太史筮出《观》里的《否》繇辞，确实是《周易》一书中《观》篇文章中的一句话，即“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你若打开今本《周易》里的《观》卦里，看到第三爻辞也正是“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二千多年来还是一字不差。但相差的是《左传》记录的这一筮例中所说的是：“遇‘观之否’曰：是谓‘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里的“《观》之《否》”，这是史巫运用春秋《周易》文本筮卜时的称法，而今本《周易》是“六·九”爻称的结构形式里，是称”六四:观国之光，种用宾于王”。这一句话确实是出自《周易》里《观》篇内容，而非是《否》篇中的句子。那么为什么说是“《观》之《否》曰”呢？而不是说“《观》之”六四”曰”呢？说明当时《周易》一书还没有改造被添加进去“六·九”爻称。而“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在春秋时而是春秋《周易》文本里《观》里以《否》作繇称下的一句繇辞。这是被看作“变繇”里的“繇辞”，以当时的筮法规定，就通过这一繇辞要对陈侯的儿子完算出个身后的吉凶来。即这一“繇辞”，对周太史来说，藏着陈侯儿子的吉凶密码。即卜筮的“天机”。当然，这只是被认为是敬仲（即完的字号）命运吉凶密码其中之一，关键是所占出《观》之《否》的所属八卦符号里的取象，更是所认为藏着吉凶密码。周太史要以《观》之《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