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指陈的对象被搞错了。若改成“八卦江湖”的题目,无疑是非常正确的。
熊逸的《周易江湖》无疑是力辩占筮是骗人的把戏,但熊还没能把话说全面,说透彻,并且又指错了对象。熊只说出“春秋”时期里的一种占筮与解卦的方法,这是来自于《左传》中的筮例,熊岂知正是史巫把《周易》篡改而用之。而自京房建构的“八卦纳甲”算卦方法,至到今天都是运用的“八卦纳甲”五行生克那一套批断方法,与春秋的“八卦取象”而误把《周易》文辞当占辞的那一套是完全不是一回事了。但现在人们已然是把街面上的算卦认为是《周易》一回事,永远让《周易》背黑锅。你熊大师不讲根情原里的也认为《周易》是占辞,不揭示《周易》如何被史巫当成占辞,也不谈自春秋非史巫的另一派是把《周易》直接引用于说理,也同时是把《周易》当典籍看待,是与巫史不同的看法。岂能把《周易》看成如庙里的卦签那样呢?这岂不是步郭沫若后尘之说么?
熊只见春秋时空里巫史的一面,而视而不谈还有把《周易》始终做义理书籍的一面,竟把《周易》定性为如庙里的求签大全,是熊大师的失误,让笔者倍感遗憾,遗憾熊逸文化素养与聪明的头脑,怎会陷入“后易学”的这潭污泥里了呢?
熊逸所举的卦例其实都是属于八卦占筮术,而非《周易》原创的东西。是巫史把《周易》改造成八卦筮卜文本,所运用的占筮例子,与《周易》原创无关了。《周易》里没有“八卦”一说,也不讲如何占筮,《左传》里的筮例只是八卦取象,而错用《周易》里的文辞当占辞而已,这并不影响《周易》一书的哲学思想。是金子埋在土里千年后现出来还是一样的放光。熊大师又是一位混淆了《周易》与“八卦”的学者之一。熊逸的《周易江湖》只能是“八卦”占筮的一面,并不代表《周易》的真实内涵。《周易》的真实内容是哲学,只是熊逸还没有弄懂而已。
我们再听一听熊逸对《周易》与《易传》又是如何评价的:“很多人对《周易》的另外一种赞叹是;富有如此深厚的哲学至理啊!其实呢?这往往是因为混淆了《周易》和《易传》。前面简单说过,现在我们看到的这种《周易》,或者叫《易经》。其实包含着两个部分:《易经》和《易传》。一般来说,《易经》(狭义的《易经》)的内容全是算卦的占断辞——前面我们已经见过几条,专家们众说纷纭,也解释不出个统一意见来。反正我觉得很多占断辞看上去和马三立的“桃园三结义,孤独一支”没多大区别,如果说有价值,更多的是史料价值,为我们展现了古代社会的一些片断风貌,而哲学思想则更多地体现在《易传》,或者叫做“十翼”,主要是战国时期的知识分子借着《易经》来阐发自己的哲学思想。有人可能会问了:这些知识分子要想阐发自己的哲学思想,自己著书立说就是了,为什么非要借着《易经》说事呀?
答案是第一,当时的人并没有著书立说的普遍风气,第二这里面恐怕有一些不得已的苦衷!(《周易江湖》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熊逸著2006年版第037页)
这熊逸自问自答的第一个答案是不能成立的,恰恰中国历史上的百家争鸣是出现在战国时期,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著书立说是个普遍的风气。这么简单的常识性问题,熊逸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而颠倒是非的说法,有失自己写出其它著作的那种历史考据的逻辑严密性的风格。
第二答案:“不得己的苦衷”,熊逸是这样解释的:“郭沫若的意见是:《易传》的作者以南方的楚国学者为主,主要都是荀子的学生”。(同上第189页)
“那些荀门的学者,那些怀着亡国之痛的楚国知识分子,难道不会比辛弃疾更加愤懑吗?”
“秦帝国专制之下的学者们一看,不是还有三种书可以流通么,嗯,这个算命书有些搞头,咱们就研究算命好了——这是个非常合乎逻辑的解释。郭沫若给出了不少证据,认为尤其是楚国的荀门知识分子们把精力都投入到了对《易经》的阐释当中,通过对卦爻辞的解说,阐发那些无法在秦帝国光明正大地表达出来的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易传》就是这样成形的,我们一般所熟悉的《周易》思想,诸如阴阳的相互作用,事物的演进变化等等,其实都是《易传》里的思想,郭沫若认为,《易传》这分明就是针对秦始皇,就是在和秦帝国唱对台戏。”(《周易江湖》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熊逸著2006年版第191页)
难道这就是熊逸认为的不得己的苦衷吗?熊抬出郭沫若的认为,恰恰是郭沫若认为的错误,熊氏的认为也跟着错误了。我们对郭沫若对《周易》产生的时代及其性质,前面已都有引述。郭沫若对《周易》看不懂还有情可原,可连《易传》也看不懂就不可原谅的。把《易传》看成是帝王专制唱对台戏,不是很幼稚的看法吗?那么为何《易传》到了汉朝正是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专制的政治措施的时候而上升为“经”的地位。又如何解释呢?难道汉朝不是帝王专制的社会吗?正是《易传》里的“系辞”是帝王专制的宣言书,又是“神道设教”的教化理论,也是后帝王专制理论的活水源头。怎能说是对帝制唱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