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图。即从今本《周易》里六十四卦画,而绘画出诸多颠三倒四不相同的排列图式。这都认为是易图内容。
正是后封建社会里将这套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越来越神秘化。这套符号不但成为算卦(算命)的工具,而且又成为“风水”迷信上的使用工具。无论用何种神秘兮兮的图式来表示,只不过是以这套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颠来复去的搭配组合而已,如同图块游戏而已。
三、宋代义理注释《周易》者
一是司马光(1019——1086)的《温公易说》。
司马光的这部易学著作,是对《易经》(《周易》与《易传》)学术。司马光对《周易》的注释有点”汉象数易”的说法,即偏重于象数说理。总离不开阴阳、月建,气,去说卦爻辞。但也不杂筮说,没有像孔颖达把《周易》卦爻辞解释成有占的功能。司马光虽然对《周易》注释不杂筮说,但对《易传》注释又认同《系辞》里的筮术说法。
二是北宋张载(1020——1077)著有《横渠易说》,是对《易经》(《周易》加《易传》)的注释。
从其所释《周易》卦爻内容来看,虽用阴阳、卦象(天地之交)、爻位阴阳之说,言说他认为的《周易》理,但用的不多。体现是吸取王弼的易学,又承孔颖达以经解经为宗旨。那么张载的易学是归为”义理”或是”象数”呢?很难归宗。从对《周易》简略的注释,以经释经,遵循《易传》里的《彖》与《象》解释《周易》的易学思想为宗旨。这点与王弼同,应是吸收王弼的易学思想。但对《系辞》注释,又认可《系辞》里对《周易》有占筮的功用说法,并且所著《大易篇》,同样论述《周易》有占筮一焉。若要分派,那么,张载应属亦筮亦理的易学派。
三是北宋程颐(1033——1107)著有《伊川易传》,是对《周易》与《易传》里的《彖》、《象》、《文言》、《序卦》进行了注释。
程颐对《周易》注释来看,则是重义理,而轻象数。虽以象数释《周易》的义理,但不杂筮说。无疑是继承了王弼的易学思想,在易学史上,可归为王弼义理派。程颐在对《易经》的注释上,又同王弼那样,对《周易》作了的注解,又对属《易传》里的《彖》、《象》、《文言》、《序卦》做了注释,而对有筮术说法的《系辞》、《说卦》、《杂卦》三篇《易传》文不作注释。这体现王弼义理派者不容与象数筮术派者相混同。严然是义理、象数门户不同,不容逾越。
两宋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北宋程颐,被后世称为理学派易学,即以“理”解《易》,使《易》从占卜之术中解放出来。事实上,程颐也不是纯义理解《周易》者,只是很少用象数,而多是从《周易》里的文辞着手阐释其义理。但程颐的义理释《易》最终并没有使《周易》从占卜之术中解放出来。南宋的朱熹就是活生生的例子,不但不因程颐的义理释《周易》而使《周易》从占卜之术中解放出来,而且使《周易》完全变成了占筮之注释。后封建社会至今天的“易学”并没有走出象数易学,程颐也一样。
我们看程颐的《伊川易传》,注释《周易》已然不离“象数”,不外是从卦画、阴阳、爻位,刚柔,卦体等去解释《周易》里的文辞,以阐发出一番封建道德政治观来,当然也不凡从《周易》里直接借字发挥出新的说教来。
这被后世称为代表义理派最高成就的程颐,是不可能摆脱“象数”解《易》的传统,在《周易》学术注释发展史上,并没什么纯义理派的出现。只有一种“象数”解《易》之法,全因是误传下来的卦爻式《周易》文本所致。
先秦的“易学”与后来的王弼、程颐已然是象数义理释《易》者,与后汉的所谓象数派释《易》没有本质的区别。而象数义理释《周易》者,当然与象数八卦筮术说《周易》是有着本质的区别。
程颐是继王弼易学思想,以义理解释《周易》,而不杂筮说,而阐发出一番封建社会里的道德政治学说,无疑是应于肯定和赞誉的。
而对程颐更值得肯定的是,他在《易传·序》里强调的从《周易》辞语上去探求义理的方法。
“予所传者辞也,由辞以得意,则存乎人焉”。
这“由辞以得意”比“忘象得意”更能接近《周易》的本义。程颐在对《周易》一书的探求上强调“由辞以得意”无疑是非常正确的,但程颐本身并没有做到,他也无法摆脱前人的“象数”易学的影响,他的“易学”并没实现他自己说的“由辞以得意”的方法,这就不能不使人遗憾。
虽然宋时义理派注释的《周易》并不合《周易》本义,但要比筮术派去说《周易》者,体现义理释《周易》者理性与进步意义,是筮术派永远无法比拟。
四、宋代筮术释《周易》者
南宋朱熹(1130——1200)以筮术去注释《周易》,从朱熹对《周易》卦爻的解释来看,不离”占卜”说。显然朱熹把《周易》文辞当成占卜辞了,这正与他所言的”《易》本卜筮之说”互为表里。朱熹把《周易》定性为卜筮之说,他自然从占筮上去解释《周易》文辞了。
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