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图。即从今本《周易》里六十四卦画，而绘画出诸多颠三倒四不相同的排列图式。这都认为是易图内容。
正是后封建社会里将这套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越来越神秘化。这套符号不但成为算卦（算命）的工具，而且又成为“风水”迷信上的使用工具。无论用何种神秘兮兮的图式来表示，只不过是以这套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颠来复去的搭配组合而已，如同图块游戏而已。
三、宋代义理注释《周易》者
一是司马光(1019——1086)的《温公易说》。
司马光的这部易学著作，是对《易经》(《周易》与《易传》)学术。司马光对《周易》的注释有点”汉象数易”的说法，即偏重于象数说理。总离不开阴阳、月建，气，去说卦爻辞。但也不杂筮说，没有像孔颖达把《周易》卦爻辞解释成有占的功能。司马光虽然对《周易》注释不杂筮说，但对《易传》注释又认同《系辞》里的筮术说法。
二是北宋张载(1020——1077)著有《横渠易说》，是对《易经》(《周易》加《易传》)的注释。
从其所释《周易》卦爻内容来看，虽用阴阳、卦象(天地之交)、爻位阴阳之说，言说他认为的《周易》理，但用的不多。体现是吸取王弼的易学，又承孔颖达以经解经为宗旨。那么张载的易学是归为”义理”或是”象数”呢？很难归宗。从对《周易》简略的注释，以经释经，遵循《易传》里的《彖》与《象》解释《周易》的易学思想为宗旨。这点与王弼同，应是吸收王弼的易学思想。但对《系辞》注释，又认可《系辞》里对《周易》有占筮的功用说法，并且所著《大易篇》，同样论述《周易》有占筮一焉。若要分派，那么，张载应属亦筮亦理的易学派。
三是北宋程颐(1033——1107)著有《伊川易传》，是对《周易》与《易传》里的《彖》、《象》、《文言》、《序卦》进行了注释。
程颐对《周易》注释来看，则是重义理，而轻象数。虽以象数释《周易》的义理，但不杂筮说。无疑是继承了王弼的易学思想，在易学史上，可归为王弼义理派。程颐在对《易经》的注释上，又同王弼那样，对《周易》作了的注解，又对属《易传》里的《彖》、《象》、《文言》、《序卦》做了注释，而对有筮术说法的《系辞》、《说卦》、《杂卦》三篇《易传》文不作注释。这体现王弼义理派者不容与象数筮术派者相混同。严然是义理、象数门户不同，不容逾越。
两宋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北宋程颐，被后世称为理学派易学，即以“理”解《易》，使《易》从占卜之术中解放出来。事实上，程颐也不是纯义理解《周易》者，只是很少用象数，而多是从《周易》里的文辞着手阐释其义理。但程颐的义理释《易》最终并没有使《周易》从占卜之术中解放出来。南宋的朱熹就是活生生的例子，不但不因程颐的义理释《周易》而使《周易》从占卜之术中解放出来，而且使《周易》完全变成了占筮之注释。后封建社会至今天的“易学”并没有走出象数易学，程颐也一样。
我们看程颐的《伊川易传》，注释《周易》已然不离“象数”，不外是从卦画、阴阳、爻位，刚柔，卦体等去解释《周易》里的文辞，以阐发出一番封建道德政治观来，当然也不凡从《周易》里直接借字发挥出新的说教来。
这被后世称为代表义理派最高成就的程颐，是不可能摆脱“象数”解《易》的传统，在《周易》学术注释发展史上，并没什么纯义理派的出现。只有一种“象数”解《易》之法，全因是误传下来的卦爻式《周易》文本所致。
先秦的“易学”与后来的王弼、程颐已然是象数义理释《易》者，与后汉的所谓象数派释《易》没有本质的区别。而象数义理释《周易》者，当然与象数八卦筮术说《周易》是有着本质的区别。
程颐是继王弼易学思想，以义理解释《周易》，而不杂筮说，而阐发出一番封建社会里的道德政治学说，无疑是应于肯定和赞誉的。
而对程颐更值得肯定的是，他在《易传·序》里强调的从《周易》辞语上去探求义理的方法。
“予所传者辞也，由辞以得意，则存乎人焉”。
这“由辞以得意”比“忘象得意”更能接近《周易》的本义。程颐在对《周易》一书的探求上强调“由辞以得意”无疑是非常正确的，但程颐本身并没有做到，他也无法摆脱前人的“象数”易学的影响，他的“易学”并没实现他自己说的“由辞以得意”的方法，这就不能不使人遗憾。
虽然宋时义理派注释的《周易》并不合《周易》本义，但要比筮术派去说《周易》者，体现义理释《周易》者理性与进步意义，是筮术派永远无法比拟。
四、宋代筮术释《周易》者
南宋朱熹(1130——1200)以筮术去注释《周易》，从朱熹对《周易》卦爻的解释来看，不离”占卜”说。显然朱熹把《周易》文辞当成占卜辞了，这正与他所言的”《易》本卜筮之说”互为表里。朱熹把《周易》定性为卜筮之说，他自然从占筮上去解释《周易》文辞了。
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