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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学评论》(六十一)(2 / 4)

通灵,昌之成,孔演命,眀道经。”准此诸文,伏牺制卦,文王《系辞》,孔子作《十翼》,易歴三圣,只谓此也。

……。”

还有“第五论分上下二篇,第六论夫子”十翼”,第七论传易之人,第八论谁加”经”字”。

这八篇论《周易》文章,大抵是遵循汉代的说法。无论孔颖达疏《周易》,或是论《周易》问题,虽没有直接说”《周易》本卜筮之书”,但遵循了《易传·系辞》所言占筮的一面。

到宋代与汉人论述《周易》已有所不同。

我们先看北宋李觏的《易论十三篇》,分为论“为君之道”、论“任官之急”、论“为臣之道”、论“治身”与“治家”之道、论“遇于人”之道、论“动而无悔”之道、论“因人”与“应变”之道、论“常”与“变”之道、论“慎祸福”之道、论“招患与免患”之道、论“心一与迹殊”之道、论“卦时”之道、论“以人事明卦象”之道。

李觏的《易论十三篇》是采用一问一答的写作方式,将自己所关注的问题给呈现出来。

他的”易论第一”开篇说道:

“或曰:《易》之为书也,其不可学邪,何其微而不显也?

曰:学者之过也。圣人作《易》,本以教人,而世之鄙儒,忽其常道,竞习异端。有曰我明其象,则卜筮之书未为泥也;有曰我通其意,则释、老之学未为荒也。昼读夜思,疲心于无用之说,其以惑也,不亦宜乎?包犧画八卦而重之,文王、周公、孔子系之辞,辅嗣之贤,从而为之注。炳如秋阳,但如大逵。君得之以为君,臣得之以为臣。万事之理,犹辐之于轮,靡不在其中矣。尔欲闻之乎?”

这里李开宗明义的是反对那些违背《周易》常道的鄙儒异端邪说,就是反对那些固执地把《周易》取象卜筮(算卦)者,和那些热衷于以佛、道家之学去说《周易》者。就这开宗明义的说法,可说李觏伟大与理性的《周易》思想了。

接着论述道:“曰:然则请问为君之道。曰:夫用贵莫若恭,用富莫若俭。恭则众归焉,俭则财阜焉。恭俭者,先王之所以保四海也。《损》六五曰:”或益十朋之龟,弗克违,元吉。”龟可决凝,喻明智也。以柔居尊,而为损道,明智之士。皆乐为用也。非徒人助,天且福之。故《象》曰:六五元吉,自上佑之。恭之得众也如此。《贲》六五曰:”贲于丘园,束帛戋戋,吝,终吉。”丘园谓质素之地也。处得尊位,为饰之主,而每事质素与丘园相似,则费财物束帛乃戋戋众多也,俭之足用也如此。”

李觏的”易论第一”,可以说是”论君之道”,通过一问一答方式论述为君的道理。以先儒的”恭俭”论之,并结合《周易》一些卦里的”九五”爻辞夹叙夹议出他所认为的”为君之道”。如他引用的《贲》里九五爻的说法。他引用解释虽然错误,但论述的道理并没有错。因《贲》既不当”饰”讲,那句文字,《贲》里也不是讲”节俭”的意思。但阐发出君王应节俭的道理,并没有错。再在论”为君之道”,李凡引用”九五”爻辞,训出道理。正如李所言”处得尊位”,这已然是他受象数易学的影响。而这里所引今本《周易》爻辞而所解释的”龟可决凝,喻明智也……天且福之”,显然表明了李觏受其社会局限性,似乎并不反对龟卜问天的错误行为。

《易论第二》开篇说:“或曰:为君之道,任官其急也。请言其要。曰:《井》九六曰:”井洌寒泉,食。”谓五居中得正,而体刚直,不食污秽,必须井洁而寒泉,然后乃食。以言刚正之主,不纳非贤,必须行洁才高,然后乃用也。”

这《易论第二》是“论为君之道,任官其急也”。一面提出问题,一面从《周易》里引用爻辞,既解其意,又论所论之事。这种方式,既对今本《周易》爻辞进行了解释,又从解释上引向所论问题的论据。如对《井》九五爻辞”井洌寒泉,食”的解释说法,可说并不是《井》文辞的本义,《井》文是以井水喻意养民的道理,从井失修,到君王又把井修好,又能得到井水的食用。是比喻王道政治失民到得民的道理。而并非他所言的”谓五居中得正”,和”以言刚正之主”的说法。这种说法是遵循了《易传·象》(即《小象》文)的注释法,因李觏也多引用《象》曰而附和对爻辞内容的解释。虽然李觏引用大量的爻辞,所通过解释,并不符合《周易》本义,但其从解释上引申到所论的事理上并没有错,更是李觏政论思想的精华。要比后来的朱熹理性与智慧的多了,即李觏并不是像朱熹那样把爻辞解释为”占”之用的。

《易论第三》开篇说:“或人问君臣之道。曰:君子之进也,难哉!苟进则谄,谄则何有于君?唯利而已矣。《否》初六曰:拔茅茹,以其汇,贞吉,亨。《象》曰:”拔茅贞吉,志在君也。”谓居”否”之时,动则入邪,三阴同道,皆不可进,故茅茹以类。正而不谄,志在于君,故不苟进也。夫执刚用直,进不为利,忠诚所志,鬼神享之。”

本篇已然是这种问答方式,全篇则是提出一个问题,而接连引用不少《周易》的爻辞论说之。在解释所引用的爻辞,也不凡受”象数易学”的影响,也有从取象阴阳爻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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