凶，今其法已不传，诸儒之言象数者，倒皆穿凿，言义理者又太汗漫，故其书为难读。此《本义》、《启蒙》所以作也。”(《朱子文集卷六十》)
这就是朱熹为何要作《周易本义》和《易学启蒙》的用意了。他要恢复先圣文王、周公筮卜的本义，再不能让后儒们所言象数义理“穿凿”与“汗漫”这本义为筮卜(算卦)的《周易》了。
我们不仿再回顾一下《周易》学术发展上形成的“易学”史。从《周易》一书在春秋时期就形成两派而运用，先是在《左传》史书里记载出现史巫以《周易》筮之，而上层士大夫以《周易》作为义理之书引用。这自春秋就形成了筮书与义理书两种运用之。而孔子始站在理性的高度对《周易》一书的性质进行阐述。认为《周易》是义理之书，并站在义理角度求其德义，符合先秦生活中真实的孔子思想。
先秦《易》学虽是以“象”释注《周易》，与引用《周易》直接用于说理不同。但先秦“易学”以“象”以释《周易》义理与象数筮术有着本质的不同。“象数易学”虽然以八卦取象结合《周易》里的文辞，而解释《周易》一书的义理思想，毕竟是讲道理的文章，有其积极的义意。自战国末与秦汉之际的《系辞传》、《说卦传》把《周易》与八卦卜筮媾结一起系统的理论化，又把《周易》从“筮”与“理”混合与一起论之，形成了亦巫亦理的说法来。自此亦理亦筮的说法对后世“易学”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汉象数阴阳灾异说正是从《系辞传》文的影响，发展了象数易学。汉京房虽然改造出新的八卦纳甲筮术，从此将八卦筮术从《周易》中分离出来。说明八卦筮术是离不开八卦与象数这一方法和工具，用《周易》文辞比类人事吉凶的结果，纯是史巫的穿凿附会。京房建构的八卦纳甲筮术，无疑启发了后来象数义理解《易》的新认识。自王弼承前人的象数释《周易》于义理。把《周易》一书系统化的进行了义理的释解，虽然也加杂着一些象数说，但并不背离《周易》原创性质，即《周易》原创性质是义理之书，而非是筮卜之书。故王弼注释《周易》，不杂筮说。
自西汉把《周易》做为经典之书，奉为五经之首，是帝国里当做经典理论去学习，而不是当部算卦书让士子们去学习。唐代已然是这样，做为科举取士者的儒家理论学习之书，而决非是当部算卦书来考试科举取士者的算卦水平。
而到了南宋的朱熹却把《周易》看成筮卜之书，这是一种无知和非理性的认识，是与孔子对《周易》的理性认识正相反。
我们且看朱熹《周易正义》一书里的说法。
《周易正义》开卷这样说：
“周易上经
周，代名也。《易》，书名也。其卦本伏羲所画，有交易，变易之义，故谓“易”。其辞则文王、周公所系，故系之“周”。以其简帙重大，故分为上下两篇。《经》，则伏羲之画，文王周公之辞也，并孔子所以之《传》十篇，凡十二篇……”。
这开卷所讲的三圣之《易》，就是后封建社会里的“易经”之内容。而朱熹始此说里又混淆《周易》概念，出现了一个”经传”的错误说法。因自西汉时不但《周易》称经，而且认为是孔子作的《易传》也为经。故不能称”经与传”，正确的称法应是《周易》与《易传》。《易经》之称的内容不单单是指《周易》，而且是包括了伏羲画卦，孔子作《十翼》（《易传》）。
朱子《周易正义》一书里在对《乾》里的文辞解释道：“‘元亨利贞’，文王所系之辞，以断一卦之吉凶……文王以为乾道大，通而至正，故于筮得此卦……此圣人所以作《易》教人卜筮，而可以异物成务之精意。”
又说：“‘替龙勿用’，周公所系之辞，以断一爻之吉凶……凡遇乾而此爻变者，当观象而玩其占也。”
朱熹把《周易·乾》里文字，却当成占卜辞解释了。
我们再看朱熹对《坤》卦爻辞的解释。
“坤下，坤上。
坤：元亨，利牝马之贞。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安贞吉。
牝，频忍反。丧，去声。一者，偶也，阴之数也。坤者，顺也，阴之性也。注中者，三画卦之名也；经中者，六画卦之名也。阴之成形，莫大于地。此卦三画皆偶，故名坤而象地。重之又得坤焉，则是阴之纯，顺之至，故其名与象皆不易也。牝马，顺而健行者，阳先阴后，阳主义，阴主利。西南，阴方，东北，阳方。安，顺之为也。贞，健之守也。遇此卦者，其占为大亨，而利以顺健为正。如有所往，则先迷后得而主于利。往西南则得朋，往东北则丧朋，大抵能安于正则吉也。
初六，履霜，坚冰至。
六，阴爻之名。阴数六老而八少，故谓阴爻为六也。霜，阴气所结，盛则水冻而为冰。此爻阴始生于下，其端甚微，而其势必盛，故其象如履霜，则知坚冰之将至也。夫阴阳者，造化之本，不能相无，而消长有常，亦非人所能损益也。然阳主生，阴主杀，则其类有淑慝之分焉。故圣人作《易》，于其不能相无者，既以健顺仁义之属明之，而无所偏主。至其消长之际，淑慝之分，则未尝不致其扶阳抑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