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尔阅读欧洲中世纪的哲学思想史时，如同在茫茫无边的黑暗海洋之中，而读到笛卡尔的哲思想时，如同在黑暗无边的大海中突然看到了陆地的感觉。也正是笛卡尔的方*论，开启了欧洲近代哲学上认识世界的新航路，笛卡尔不愧被称为欧洲近代哲学之父。
我们的古代中国毕竟要走过二千多年的帝王遂道，才能等到西方文明的圣火燃亮，才能使那周而复始建构起的帝王专制遂道的崩塌。而中国后封建二千多年里的社会膜拜的对象不是富有创造性的人物，而是已故的先圣（或先秦元典）的言行，这就使传统习惯一直占据了统治地位，所导致中国周而复始那种政治体制的存在无论时间再长，而思想意识是停留在先秦的文化学说的时代里。只能回归到“我注六经，六经注我”的文化模式上，也就理解了到大分裂的时期，王弼又回到注释先秦的经典上去的思想动机。王弼的思维方法已然是传统的，因为他本身就包围在传统里，也不可能突破传统，他的同时代里的精英一样是受传统的，封闭的，专制性的社会化过程中成长起来的文人。王弼注《周易》只能又一次彰显先秦儒家的王道思想，才成为唐朝太平盛世里做“正义”之范本，成为教育学子的必读之书（即王弼注，被孔颖达奉旨编撰“五经正义’做为《周易》正义注本）。王弼只能回归到传统里，寻找治世的理论。王弼的“易学”自然被后世学者所追奉的道理也就不言而喻了。
我们且看清代的既是高官又是大学问家的纪昀对王弼“易学”的评价：“易本卜筮之书，故未流浸流于谶纬，王弼乘其极敝而攻之，遂能排击汉儒，自标新学，平心而论，阐明义理，使易不杂于术数者，弼深为有功。”（《四库全书总目卷一》）
看这“易学”之说上常犯常识性逻辑错误的说法，纪昀同样开口认为“易本卜筮之书”，先给《易》一个定性，却与评价王弼的“易学”之功，岂不是自相矛盾了吗？既然认为“易本卜筮之书”，卜筮是数术，是巫术的一支，还赞许王弼“阐明义理，使易不杂于术数者，弼深为有功”，这是何意呢？已认为《易》是卜筮的，即是卜筮人事吉凶的一种术数，那么就不要指责“未派浸流于谶纬”。既然中央政府把卜筮之书的《周易》做为官方的“五经”之一上升到意识形态里的统治地位，那么汉儒，即那些读《易》经做学问的人们，为何不可以去发展光大卜筮呢？因为中央政府不是把卜筮之书做为《经》了吗？那么汉易学家，不能不浸流于谶纬之中了。因为认为五经之一的《易》是卜筮之书，自然要发扬光大的是卜筮呀？那么谶纬恰恰就是与卜筮学问是相辅相承的了。既然你记昀也认为“易本卜筮之书”，这卜筮之书为何被帝国中央政府纳入经首而尊奉呢？清代也不例外把“五经四书”做为学子入仕的必学必考课目，既然帝国官方把都认为是卜筮的《易》做为经之首，也正是谶纬才能发扬和光大这筮卜的神秘东西呀？你记昀还有何指责呢？那么还赞许王弼何干呢？
“易本是卜筮之书”，你王弼研究《易》不去从卜筮术数上去发扬光大，而去阐明什么义理呢？使《易》不杂于术数者，岂不是不务正业，胡说八道了吗？因为“易本是卜筮之书”，就是讲算卦的那套东西。算卦与人文哲学书是有着质的区别，你王弼若想阐明人文思想为何从一部卜筮书里去阐发什么义理（哲学）呢？岂不是精神不正常了吗？不是不务正业的人呢？这不是按记昀开口认为的“易本卜筮之书”的逻辑推理吗？记昀的逻辑错误至到今天一些学者都不以为，同样认为“《易》本是卜筮之书，因有了《易传》才改变《周易》一书性质，就成了哲学书”。这种说法比记昀会玩文字游戏，而记昀评价王弼的易学之功的那段话的前言与后语是自相矛盾的，若不矛盾就改变“易本卜筮之书”的那种说法。但几千年来的学者没有不受春秋史巫用《周易》占筮及附加进去的“取象”和”筮数”八卦学的“易学”影响，而把《周易》说成是卜筮之书。正象这记昀的说法，认为“易本卜筮之书”，那么“汉儒浸流于谶纬”，就不能指责为“未流”，也别赞许“王弼深有功”。若认为“易本是讲义理之书”，那么“汉儒浸流于谶纬就是未流”，而赞许“王弼深为有功”那就非常正确了。
但是，我们不能不认为王弼深有功，有功之处是想把《周易》一书从“象数八卦筮术”里夺回来，不让算卦的玷污了神圣的《周易》义理。因为王弼认为《周易》本身是义理之书，才从义理上去注释《周易》，而缺陷的是王弼也不能排除史巫附加到《周易》头上象数卦学，王弼也就以卦象卦学来注释《周易》里的义理思想，这无疑是排击了把《周易》当成筮术的那些做法，是功不可没的。由此我们把王弼注《周易》为区别于汉象数释《周易》的不同，而把王弼标成义理释《周易》者。也正是王弼释《周易》重义理，而轻象数，致力于恢复先秦义理释《周易》的传统，可以说王弼是封建帝制时期相对于象数释《周易》者里最具有代表性的义理释《周易》者。故才有了唐朝孔颖达奉旨编疏《周易正义》，自然选中了王弼对《周易》所做的”注”，孔颖达又进行了疏解。才真正成为儒家经典的注释范本，并成为唐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