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所谓继承性的＂哲学突破＂，仅就中国的情况而言，是指在社会转型，＂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代，以老子，孔子，墨子为代表的一些哲人智者，感受到了生存的困境和时代的召唤，开始对于构成人类处境之宇宙的本质进行一种理性的思考，对于构成人生依据的生存意义进行一种形而上的探讨。他们的思考与探讨，从对三代的宗教神学和西周宗法礼学的理论突破。他们实现突破的方式，是在继承的旗帜下追寻的思想内涵，从而融入新的精神和意义，其结果是在宗教神学和宗法礼学的母体中产生出真正的中国哲学。在春秋战国以后的各个历史时期＂哲学突破＂成为历史范型，它的精神与方式得到了不断的借鉴与发展，成为一以贯之的中国哲学风格。汉代的经学，魏晋的玄学，宋明的理学，清代的朴学，也都同样继承和＂突破＂了先秦的原始儒学和原始道学，并在＂突破＂中创建起自己新的哲学理论。所谓创性的＂经典解释＂……首先想到的不是独立创作新著，而是重新解释经典。其方式是在维护文化经典理论权威的名义，沿用原有的思想表征（理论范畴），进行自己的重新解释，从而突破了旧的思想与观念，从中阐发新的观念与思想，其结果是不断地创建起富有时代特征的思想理论体系。1（《从认知到哲学：汉语词汇研究新思考》周光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年版第73页）
这是摘自周光庆《从认知到哲学：汉语词汇研究新思考》一书。那里面的1是作者解释时所参见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的有关部分。
笔者引用这段话是想说明的是中国历史文化传统注《经》特色确有那种说法。我们依《彖》和后面所看到的《易传》里其它文章解释《周易》就是这种范式。首先想到的不是独立创作新著，而是重新解释经典这一模式。知道了这种特色模式就能够理解《易传》释《周易》的方式了。才会有《易传》里所用八卦阴阳之说在解释《周易》过程中建构起新的思想学说来。至于作者认为中国的“哲学突破”是春秋战国时期老子、孔子、墨子为代表，是由他们对三代宗教神学和西周宗法礼学的理论突破，虽然这说法不能说不对，但不全面，因作者把《周易》排除在外。战国时期已把《周易》列为六种经典之一。后封建社会里把《易》经（《周易》加《易传》）做为诸经之首。《周易》是先秦时期的哲学之源泉，是不能把《周易》排除在外。恰恰正是《周易》开中国哲学突破之先河。古希腊的哲学突破确实是从神话中走出来。而中国的哲学上突破，恰恰是《周易》一书的延生为标置。若说中国哲学突破，不是始于老、孔、墨，而当在西周初期提出的“以德配天”的观念。“以德配天”思想标置着理性思维的萌发。虽不是真正的“哲学突破”，但已有启蒙的意义。到了西周后期已是“礼崩乐坏”，西周共主的“天子”已是名存实亡。《周易》的作者感到现实种种的困惑，才构成《周易》作者人文理性的思考，突破了三代宗教神学。《周易》一书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哲学突破。故笔者不赞同周光庆所说的中国哲学突破是在老、孔、墨、时期。笔者也不赞同周光庆说的“在春秋战国以后的各个历史时期”，“哲学突破”成为历史范型，把汉代的经学，魏晋的玄学，宋明的理学，清代的朴学，也是“哲学突破”了。事实上后封建社会里所谓的那些“突破”决非真正意义上的“哲学突破”，也始终并没有突破传世《易传》的理论内涵，实没有突破天道思维模式。这正是“继承性”的特征，那里还有“突破性”的表现呢？这正是为何先秦多是独立创作新著，而后封建社会里多是解释经典的。笔者认为“哲学突破”只出现在先秦那个时期，后封建社会里没有什么“哲学突破”，只有经典“注释”，后封建时期里因无法突破，也只能对经典“注释”来发挥一些思想者的思想，这就始终保持了文化的连续性。这正因后封建社会里把“道统”文化变成思想上的垄断地位分不开。这就是为何后封建社会里没有独立创新的新著只有去“注释”经典的原因所在，也更与文化钳制及文字狱有关。后封建社会的文化是保持了“连续性”的特征。
“所以在文化经典解释领域，对于许多文化经典的文句词语，不同时代不同层次级的接受者总能作出自己别出心裁的独特解释或能拓展前人的解释并相互发明，或能超越前人的解释而辟新径，终于使文化经典的生命之树常青，使文化经典的解释之枝常新。”（《从认知到哲学：汉语词汇研究新思考》周光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年版第64页）
后封建社会里始终围绕着先秦经典而解释，使经典的生命之树常青。而后封建社会里的“易学”者，所围绕着《易经》（《周易》加《易传》）总能作出别出心裁的独特解释，使《易传》里的八卦阴阳太极五行思想之树常青，常新。无论是汉朝的“象数易”，魏晋的“玄学易，宋朝的“太极图式易”，清人的“考证易”，而从根本上并没有走出《易传》的哲学突破。
但笔者还很赞同周光庆转引余英时等说法，“在他们感受到现实需要和时代召唤而意欲创立筹划生存策略的思想理论时，首先想到的不是独立创作新著，而是重新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