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开始兴起。我喜欢《周易》的智慧..之..我哪里会为文王曾经屈辱地侍奉纣王而高兴呢？”子赣说：夫子也相信卜筮吗？孔子说：‘自已若一百次占卜，如果七十次相当。唯周梁山的占卜，亦必跟从参与的人就会多了。谨止于此罢！孔子说：《周易》我撇开它的祝卜成份，我观察其中的品德仁义。幽赞于神明而通达于筮策数，明了筮策数而通达于品德，就成了史。史巫卜筮，一向如此而未变动，偏好这样就不正确。后世的人怀疑我孔丘的，或者就是因为《周易》吧！我求其德而已，我与史巫看似是走在同一条路上，却有着不同的目的地。君子有德行而求福，因而祭祀少了；有仁义而求吉祥，因此卜筮就希少了。祝巫卜筮不就放到最末的地步吗？”
《要》文里的这段话，可是反映孔子晚而好《易》而产生的突破性的认识上最珍贵文献资料。再一次印证了《论语》里记述孔子对《周易》性质看法的一致性。只是《论语》没有反映的如此详细及观点分明。孔子旗帜鲜明的表述了自己对《周易》学习及性质的看法，是与史巫不同。
《要》篇是《易传》的佚文。《要》篇反映的内容，体现了孔子后学者对孔子重视《周易》一书以及发现《周易》一书的真理的追记与传播。
在孔子的生活时代或《论语》编撰的时代，作为卜筮上运用的“八卦”，并结和《周易》里文辞当筮辞，这种现象是不会消失的。虽然战国走向理性认识世界的时代，但早期史巫用《周易》卜筮，在学者心头的阴影不会消失。若没有对《周易》一书深入学习和考辨研究的人是难见到《周易》一书的真理所在。显然孔子老而好《易》是真实的，好《易》达到痴迷的地步，能不发现《周易》一书里本不是史巫所用的那种说法性质，才能够如此旗帜鲜明的表述自己的观点，“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
“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者也”，多么伟大与理性的声音。表明孔子老而爱好《周易》，看似与史巫那样都一样地学习《周易》，可目地是根本不同的。从”同途而殊归”的字面意思是虽走在同一条道路上，可归向的地方则是不相同。这是孔子表示自己与史巫不同的”易学”(《周易》学)立场。
孔子对《周易》一书价值的取向，完全是与史巫相背的，孔子眼里的《周易》就是一部义理之书。这是孔子幸运生活的时代，也是时代的召唤，才能造就出伟大的孔子，那是有了孔子思想生长的气候土壤。在孔子孩童时期里已产生了“易象”，这是在《周易》一书义理上发展出一篇“君子论”，也奠定了孔子“君子”道德政治理念的形成（《论语》的君子论述很多，但“君子”论不是孔子首创的，而是《周易》一书首创）。
在《左传》一书反映了春秋后期上层人士也常把《周易》看成义理之书而直接引用来说理。这是发生在孔子之前的时代，所以对《周易》作义理认识也并非孔子之首创，只是孔子继承了前人的这种理性思想，也逐步形成了孔子对《周易》的认识观。加之晚年孔子好《易》才有新的突破，才有了对《周易》本质的看法，才有了《论语》里“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的真实写照。但就这么一句话，可后封建社会后期里的儒家学者，并不认为这《易》是指《周易》的，也对司马迁《史记》记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的说法怀疑，认为《周易》是卜筮之书，孔子是不会喜欢《周易》的。那些文人学者把“五十以学《易》”里的《易》作“亦”解。因帛书《易传》的出土，《要》文里孔子与学生子贡的辩论，才证明了孔子晚年喜欢上《周易》是事实。《论语》里的说法也是真对《周易》一书的，也证实了司马迁的说法是有根据的。帛书《要》的考古发现，给人们认识孔子对《周易》一书的性质看法提供了正确的史料价值，也为人们从新认识《周易》一书的性质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帛书·要》里的那一段文章，详细记述了孔子“老而好易”而受到弟子子贡的质疑，而产生师生两人之间对《周易》一书性质的辩论。从那段对话里，看到了孔子有着苏格拉底式的智慧与辩论思想，体现了孔子追求真理的精神。那段文章，也就成为当今学界里熟知的孔子“老而好易章”。孔子老而好《易》竟到了“居则在席，行则在囊”的痴迷地步。对此其弟子子贡看到眼里，并提出激烈的反对性的质问。“子贡曰：‘夫子它曰教此弟子曰：‘德行亡者，神灵之趋，知谋远者，卜筮之繁’。赐以此为然矣。以此言取之，赐緍行之为也。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
这子贡对老师提出了尖锐的反问与批评。认为老师往日不是教导我们说“丧失德行的人才乞求神灵，缺乏智谋的人才卜筮频繁”，这一观念弟子们完全所接受了，为何老师老了反而又爱好上这被史巫用于卜筮的《周易》呢？”
孔子晚而好《易》被学生看到眼里，认为老师老了却爱上卜筮之书了，并提出尖锐的批评。孔子自然要对自己晚而好《易》所提出反对意见的子贡一个说法来。孔子的理由是：“君子的言语用以规范方正，前面详论到位，不在详而在巧，对《周易》重要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