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春,晋侯使韩宣子来聘。“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
韩宣子是一种间接的对《周易》一书的评论,也是开议论《周易》是一部义理之书之先。
此对孔子影响之深。
六、亦筮亦理双重看待《周易》
《左传·昭公十二年》又出现了子服惠伯对《周易》的说法。
子服惠伯既对《周易·坤》里的“黄裳元吉”从义理上解释为“黄,中之色也。裳,下之饰也。元,善之长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饰。事不善,不得其极。”
又把《周易》解释为“且夫《易》,不可以占险,将何事也?且可饰乎,中美能黄,上美为元,下美则裳,参成可筮。犹有阙也,筮虽吉,未也。”
子服惠伯开创了对《周易》一书“亦理亦筮”的观点。既义理解释《周易》文辞,又解释忠信“可筮”。对后世”亦理亦筮”双重标准对待《周易》影响深运。
如《易传·系辞》里的说法:“《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再如现在的“辞书”及学者们对《周易》性质说”《周易》是一部有哲学思想的占卜书”,这说法既是个双重说法,又是个悖论。
总之,《左传》一书所记载春秋时期人们运用和言论的繇题式《周易》,对后世“易学”无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那么,《左传》一书能否做为先秦地上最早文献史料,以此反映《周易》一书最早的例证呢?
因目前从地下考古资料还没有超过《左传》一书对《周易》的记载。
接下来我们顺便说一说《左传》一书产生的时代。
《左传》原名《左氏春秋》,汉代时又名《春秋左氏》、《春秋内传》,汉代以后才多称为《左传》。
《春秋左氏传》是儒家经典之一,西汉时同样与《春秋》被尊奉为”经”。
《左传》是传《春秋》史的(也有认为《左传》是一部独立的史书,和《春秋》没有直接的联系),虽然《春秋》也没涉及卜筮,也无涉及《周易》。《左传》是被认为战国前期成书的(战国时间是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被认为研究《左传》权威人士的杨伯峻,研究《左传》所认为的成书年代是前403——前389年间,也应属战国前期。不免是战国前期写《左传》者,加入的”以《周易》筮之”的春秋卜筮例子,目的是神道设教。《左传》里记载的无论”以《周易》筮之”的卜筮,或”《周易》有之”的引用,均说明《周易》文本不同于今本《周易》。也由此说明《左传》一书是今本《周易》定型前的书籍,因《左传》一书不反映“六·九”数字爻题《周易》,无疑是战国时期的书籍。
不过也有人认为《左传》是刘歆所作。如徐仁甫(1901-1988)撰写的《左传疏证》一书,将《左传》与有关古籍细加剖析之后,认为《左传》并非成书于先秦的解经之作,而是西汉末年刘歆所作。
说《左传》是西汉刘歆作的说法,无疑被《左传》里运用《周易》的筮之和引用称法的繇题式就否决了。因西汉所用的《周易》文本已是数字爻式格式。更何况徐还没能看到浙大简上的《左传》。
因一批被盗卖至海外的战国楚简,由浙大校友出资于2009年得以从海外回归,并入藏浙大考古与艺术博物馆。
这批竹简被介绍,竹简从海外回归后,经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浙江大学等研究机构的层层科学和考古鉴定,最终确定,是在公元前340年(战国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由战国时期的楚国出产的(也有认为是中原出产的)。这批楚简的内容和当今流行的《左传》本内容基本一致。
由《左传》一书首次反映的不是”六·九”数字卦爻式《周易》格式和发现属战国中期的竹简《左传》,说明《左传》成书于战国前期。
那么,《左传》做为《周易》一书最早例证是可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