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耕文化,近乎原始自然生活中抽象出的人生经验,是用自然现象来说明人事道理,又被人们所接受,并成为认识世界的方*论。孟子讲“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老子》里说“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到《红楼梦》里的“好了歌解”,把几千年的中国社会历史一曲歌解,解释得淋漓尽致,即把人生里的自然与社会现象归结为悲剧意识。
“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说什么脂正浓、粉正香,如何两鬓又成霜?昨日黄土陇头埋白骨,今宵红绡帐底卧鸳鸯。金满箱,银满箱,转眼乞丐人皆谤。正叹他人命不长,那知自己归来丧!训有方,保不定日后作强梁。择膏粱,谁承望流落在烟花巷!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扛。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
这种人生体验令人惊悸。这所总结的人生命运的变化无常性,虽有自然的一面(如死亡),但更主要的是社会造成的,正是帝王专制社会造成了人生命运的无常性。专制的王权社会不能不让文人学者常怀忧惧之心,不能不生出忧患意识。“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成为人生的警钟长鸣。
儒者常引《诗》里的一句话“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儒者是谁?即读书出仕做官者。后封建社会里的读书人,是准备考取功名,要出仕做官。而在封建王权时代里做官即是臣,臣是君的奴。臣一样没有国家法律(王法)上的生命权与人格权的保障。儒家至多是一个精神上的人格权与尊严。孔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这畏就是怕。孟子不也说“贫贱不移,威武不屈”吗?孔子也说过“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吗?为何还有畏惧之心呢?在“天命”上儒者是最怕的。儒者不是劳动者,儒者是读书人,是读所谓圣贤之书的人,读书的目的是求功名,穷儒要通过读书来改变命运。是憧憬着书里的“黄金屋”与“颜如玉”。求不上功名,求闻名,即立不了功,就去立德。“天命”是人的主宰者,在儒者看来,“天命”不可违。儒者求功名博得官禄地位,都是“天命”所赐。“天命”始终贯穿在后儒学的学说中。“天命”转换到社会人生的现实里就是“树高易折,楼高易倾”,“日中则昃,月盈则食。”也即“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读书不中,敬畏天来保佑。“天命”是儒家的头等大事。“大人言”就是王权,掌握着生杀之权的高官位重者,不能不让人畏惧。“灭门知县”(“灭门知县”,是意为一县百姓的身家性命,全都掌握在县太爷手里,生杀予夺,全在知县的一句话。在专制制度下,百姓面对知县大老爷的鱼肉之举,完全没有社会救济途径,即没有像现代民主国家里的权力制衡机制),一个知县可以灭门,能不让一个书生心生畏惧。圣人的言语也是权威,是准则。《尚书》里说“心之忧危,若蹈虎尾,渉于春冰。”《周易》里说“履尾虎”,总跟在老虎尾巴后面,能不畏惧吗?当然在王权社会里最畏惧而产生忧患意识的是读书人。也是有功有名者与有产者才具有畏惧之心。而无功无名与无产者(即“小人”),也没有什么畏惧之心。也无需忧患意识,他们或许还在祈盼着天下大乱,在改朝换代中改变自身的命运,从中分得一份财富。所以中国政治哲学中的忧患意识,是针对贵族统治阶层,而不是针对百姓所讲的东西。因为百姓是统治者关心施爱的对象,是官之子民,这正是先儒所奠定的东西。如《系辞》里说“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是故《履》,德之基也。《谦》德之柄也。《复》,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损》德之修也。《益》德之浴也。《困》德之辩也。《井》德之地也。《撰》德之制也。”
《系辞》的作者认为作《周易》者所具有了忧患意识,故才强调了那么多的道德理念。《系辞》里这一认为,不无道理。我们不考证“《履》讲的是道理的基础。《谦》讲的是道德的枢纽。《复》讲的是道德的根本。《恒》讲的是道德的巩固。《损》讲的是道德的修养。《益》讲的是道德的增进。《困》讲的是道德的规范”,这些被《系辞》的作者所认为的是否正确。但《系辞》的作者说明了一个道理,无疑是正确的,即作《周易》者有了忧患意识,才把道德作为了立世的根本。
自《周易》始为“君子”设定了道德性的建设,把道德显然变成了政治谋略的促成条件,即“君子”的道德之目的成为了关乎政治成败的关键。只有心怀危机感和忧虑感的“君子”才能在众邦林立的竞争中寻求立足之地。而忧患又可使担当大任的“君子”经得住考验。
有了忧患意识,就有了思考,有了沉思。有了思考,有了沉思,才会对人生与社会有所认识,才不会对事物盲目的去迷信。《周易》作者的忧患意识,是对社会政治人生经过了一番沉思熟虑的理性思考,而产生了一部伟大的《周易》哲学,这理性之光,照亮了黑暗中的人们。
有了忧患意识,才不至于像迷途的羔羊。有了忧患意识,才能产生觉悟而担当起责任。有了忧患意识,才能看清未来而接近真理。
也正是《周易》作者的忧患意识,才树立起“有孚”(君子爱民)这面高高飘扬于东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