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篇中出现的“帝乙归妹，以祉，元吉”，是作者在文章中引用历史事件来阐明事理。帝乙是纣王的父亲，帝乙把自己的女儿，也就是纣王的妹，嫁给周文王，这是一个历史上的联姻政治事件。
《周易》里《泰》篇里引述历史上商朝与周族政治联姻的事件，来阐明论述的一个政治道理。《泰》篇讲述的是事物由小到大的发展道理，用现在哲学术语，就是讲“量变到质变”的事物发展过程。《周易》本初是在讲哲学道理。而春秋巫史见其有六十四画符号，就把《周易》改造成八卦筮书。把哲学文章断章取义的运用到筮术上，附会人事吉凶做为“神示“的依据了。
作为赵鞅的家臣阳虎，也懂八卦筮术，在三位卜史用乌龟为主子进行龟占后。而阳虎又用《周易》筮出《泰》卦中的《需》繇称中的繇辞。阳虎通过《泰》卦中的《需》繇辞而推理出不可援郑的“道理”来。阳虎不象周太史解卦时那么复杂，用八卦取象。而阳虎直接从《泰》里的一个繇辞内容联想出所筮问事情的吉凶结果来。若按算卦上的常习来说，对所卜问的问题是否出兵援郑，应看筮出的繇辞内容是吉，是凶，岂不是最直接的“神示”结果吗？而阳虎所筮出的繇辞是“帝乙归妹，以祉，元吉”，按理不正是兆示着一种上上大吉的好兆头吗？完全可以推定出兵援郑是大吉大利之事呀？可阳虎调转180度，却做出的是一个相反的推定，是不能出兵援郑。这阳虎应是从真对自己所卜问出兵援郑一事上而看占筮书的卦辞“元吉”，就应得出“元吉”的结果么？可阳虎把直接的比类联想套向了宋国，所以通过繇辞里所说的内容，就联想到宋国是微子启的后代。而微子启是帝乙的长子，“帝乙归妹，以祉元吉”，不就是帝乙的长子（微子启）也跟着“元吉”了吗？那么微子启的后代不也就跟着“元吉”了吗？那么宋国不是跟着就“元吉”了吗？因为宋国现掌权人，不是微子启的后代么？那么宋国以“元吉”，出兵援郑不是帮助打宋国了吗，自然自己就不会“元吉”了。虽然繇辞里是“帝乙归妹，以祉元吉”，并没涉及微子启，可算卦得会联想，阳虎一联想也就想起了微子启，这逻辑不能说不严密。并且筮卜出的结论和三个卜史用龟占得出的结论是高度一致，都是不能出兵援助郑国，这赵筒子也就只能听命于龟筮了。
《左传》里记述赵鞅想出兵援郑的计划被龟筮否决了，不过这一次的龟筮决断结果在《左传》里没有下文，不象第一筮例中周太史为敬仲算的那一卦，却有下文，《左传》里记述八辈子后敬仲的后代“代陈有国”了。而这一次的占与筮结合只是否决了赵鞅想出兵援郑的计划，而并没有下文，若不出兵援郑有什么后果，即没有验证这龟筮结合而占筮的结果是否应验不应验。
通过这些占筮例，看到这种的联想“推论”人事的吉凶，现在看来形同于胡说八道。这难道就是神秘的八卦筮术么？现在还被不少的算卦“大师”说成《周易》或《易经》神断，成为可知吉凶祸福的不二法宝。难道当今的那么多的《易经》风水、算命大师居心何在？不是自欺就是欺人么？
而在春秋时（从《左传》里看到的）龟筮那可是一种议政、参政的一种制度上的传统习惯。这种龟占与筮卜成为了准神权，也成为政治上的政卜合一模式。
东方不同于西方的文化渊源，这一时期，即公元前482年（哀公九年），而希腊早在一百多年前（相当于春秋中期）颁布了《德拉孔法典》，到公元前594年梭伦被选举为“执政兼仲裁”全权进行宪政改革，史称梭伦改革。在进行改革中其中有一项是设立四百人会议，由四部落各选100人组成。除第四级（按土地收入的财产资格划分公民等级，取消以前的贵族之分，第四级是没有财产而靠打工为生者）其他公民都可当选。四百人会议，为公民大会拟订议程，提出议案，成为公民大会的常设机构等。梭伦建立了另一新机构是陪审法庭，它不仅参与例行审判还接受上诉案件，等于雅典的最高法院，并打破了以往贵族垄断司法的积弊。正是西方文明火种燃在雅典，成为这个地球上人类文明的西方之源。而这时的东方，还处于王权血缘贵族分封体制，还处于把国家的大政方针交给占筮这些巫职人员来决断。在这个地球上的东与西简至是两重天，是什么在背后决定了东西方不同的文化意识，这些本不是这里所讨论的问题
想想春秋时期，那些诸侯王国里把国家的大政方针交由那些龟占与筮卜的神巫人员决断，而通过的是那种的“推论“，而求出事物的决定结果，真是荒谬透顶，也真让人不寒而栗，可这又是真真确确的历史，是中国人走过的很长的一段历史。
这种世界观与方*论不但支配着先秦时期的王权社会，还支配着后封建时期的帝王专制社会。而且由龟占发展出八卦筮卜，八字命理，阴阳风水以及各种神秘思想，左右了中国人的思维方法。
《左传》里记载了龟占、筮卜，难道是给世人指明决疑时效法么？《左传》能成为后封建社会里的“经书”，成为国家教育上的垄断教课书，成为培养下一代的精神食粮，又是何等的荒谬么？
而后封建社会里把那些“经”书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