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版1991年第6次印刷）
我们再看金景芳的另有说法：“《周易》不能说不是卜筮之书。但是学《易》时也要看到，从最初的卜筮到后来《周易》成书，中间有一个发展过程。即从形式上看它仍旧是卜筮之书，而从实质上看已变成一部蕴藏着深邃的哲学和社会政治思想的理论著作。当然，《周易》的这个思想是通过蓍与卦来实现的，并且依然把蓍与卦看成是‘神物’……《周易》之所以不易为人理解，固然在于它还披着一层神秘的外衣，但是这不是主要的，主要在于它的思想理论的高深。”（《周易二十讲》廖名春选编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37页）
金景芳教授的这种说法，类似于《辞源》里对《周易》的定义说法，“有哲学思想的占卜书”。出现这种悖论，均是看到今本《周易》里的“六·九”爻式的这一外在形式所造成，不能弄清《周易》文本的改造历史。不能认清“六十四画符号”与《周易》一书的关系。把由“六十四画符号”洐生出的八卦筮术，硬往《周易》一书头上套。这是先秦巫史的作法，也是《系辞传》作者们以讹传讹说法的影响。
《周易》的外衣不是《周易》作者披上去的，而是后来史巫披在《周易》身上的神秘外衣。金先生没有看破，历史上很多易学者跟着今本《周易》以讹传讹。
金景芳说的“《周易》不能说不是卜筮之书。”“即从形式上看它仍旧是卜筮之书，而从实质上看已变成一部蕴藏着深邃的哲学和社会政治思想的理论著作。当然《周易》的这个思想是通过蓍与卦来实现的”。
这种悖论是《系辞传》里“《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卜筮者尚其占”的变个说法而已。看似比《系辞》“四焉”说有进步，实质没有本质区别。
总之，金教授把《周易》定性为“卜筮之书”，既然认为是卜筮之书了，还有什么形式与内容的区别呢？把《周易》说成内容是哲学而是通过占筮的形式来实现的，更是一种有害的说法。《论语》也是哲学，为何不去通过占筮形式来实现呢？金教授还认为《易传》是孔子作的，并且认为《周易》不被人理解，主要是在于它的思想理论高深。可想金景芳在对《周易》的研究上，还有很远的距离。
在金景芳之前的李镜池先生就有过论述。李镜池的《周易探源》一书“序”里这样说：“《周易》是我国最古的一部书，其所以难解，除了它的文字古简以外，还由于它是一部占筮书，其中隐藏着编著者的哲学思想，而编篡时所采用的材料（占筮记录）时代当更加古远。”
“《周易》的内容性质，我认为《周易》原是一部占筮书，为供占筮参考而作，但它由许多占筮辞经编著者的选择，分析，改写和组织，它就不单纯是占筮书，而是寓有作者的思想的占巫书……所以《周易》是以历史材料（旧筮辞）做根据表现作者哲学思想的一部占筮书。”（《周易探源》中华书局李镜池著1978年版第1页第6页）
黄寿祺先生的《周易泽注》前言说：“冠居‘群经’之首的《周易》，是我国古代现存最早的一部奇特的哲学专著。这部奇书的思想光华，是通过神秘的‘占筮’外衣，焕发出恍惚窈冥的象征色彩。它那蕴蓄丰富的变化哲理出现之际，人们对之既向往又‘陌生’，乃至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周易》的性质，历来颇有争论。主要的分歧是：或以为是筮书，或以为是哲学著作。这一问题牵涉到对《周易》经传大义的认识，由此这里亦分经传两部分试作探讨。
显然《周易》的卦形，卦爻辞创成之后，其最突出的效用是占筮。……因此《周易》的‘经’部分，虽以占筮为表，实以哲学为里，应当视为一部独具体系的哲学著作。”（《周易译注》“前言”黄寿祺、张善文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再看《周易译注》对《乾》“用九（1），见群龙无首吉（2）”的注释：
“[注释]：（1）用九，这是指明《周易》哲学以‘变’为主的一方面特点。《易》筮过程中，凡筮得阳爻，其数或‘七’，或‘九’。‘九’可变，‘七’不变，故《周易》筮法原则是阳爻用‘九’，不用‘七’，意即占其‘变爻’，若筮得六爻均‘九’时，即以‘用九’辞为占……。”
黄先生一面讲《周易》筮法，一面又说《周易》哲学以“变”为主的一方面特点。
高亨也是一位有名的学者，又是一位有名的易学家。其《周易古经今注》写于1940年，重订于1963年，分“通说”和“注释”。“注释”部分又经过1981年重修，到1982年中华书局出版。
《周易古经今注》“旧序”里说：“《周易》古经是因古人迷信而产生的一部筮书，筮就是算卦。古代算卦，一般是巫史的职务，巫史们在给人算卦的时候。根据某卦爻的象数来断定吉凶，当然有些与事实偶然巧合的地方，这就是他们的经验。他们把一些经验记在某卦某爻的下面，逐渐积累，成为零星的片段了筮书，到了西周初年才有人加以补充编订。《周易》古经至此才告完成。”（《周易古经今注》重订本中华书局高亨著198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