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套不相同的。
孔子是如此的对子贡讲《周易》是如何的一部书,为了证明《周易》有“古之遗言”,就与文王挂起勾来。这是史料第一次认为《周易》一书的作者是谁的说法。通行本《系辞》里虽然也认为“《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未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今本《系辞》里的这种说法是《易传》佚文《衷》里的说法,因《帛书》“系辞”里还没有这些说法。显然,通行本《系辞》是把佚文《衷》里的说法移了过来。但没有说是文王作《周易》,而在涉及《周易》一书的作者是谁?是《要》文里明确指出:“文王仁,不得其志以成其虑,纣乃无道,文王作,讳而避咎,然后《易》始兴也。”这是最早的说法了。孔子说《周易》一书是“文王作”。唯此孔子这说法,先秦没见第二人说过。后来司马迁也说过“文王拘而演《周易》”。孔子认为《周易》一书是讲德义的,但历史上并没有留下谁作《周易》的说法,虽然在孔子还是孩童时期时,韩宣子出使鲁国,见到《易象》,也发出了“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的感叹。韩宣子也只是认为《周易》与周公之德有关,没有说谁做了《易》。到孔子老而好《易》,所见到《周易》里是讲德义,就无形的联想到了周文王,这在常理之中。对于《周易》成书的年代,我们已在前面已讲过。《周易》一书是产生在西周后期,显然孔子认为的文王作《周易》是不能成立的。而孔子对《周易》一书的德义之说无疑是正确的,是与卜筮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一回事。
帛书《要》文记述了孔子对弟子子贡的质疑一一给于解释,为何自己现在喜欢《周易》,喜观《周易》就是看到了《周易》里有“古之遗言”,有文王的仁义思想。但子贡还是疑惑《周易》一书,终于说出“夫子亦信其筮乎”。子贡终于忍耐不着说出心中的想法,老师这么的喜欢《周易》,难道是相信了筮卜吗?在子贡的眼里,喜欢《周易》就等同于“信其筮”。这正是在当时史巫曾用春秋繇称文本《周易》而卜筮。也正是在这些人们的眼里认为《周易》是一部占筮的书。子贡也只记着老师已往的教导,是反对占筮的,孔子的教导是:“德行亡者,神灵之趋,智谋远者,卜筮之繁。”这无疑说明孔子是反对卜筮和信神灵的那些做法(这里并不是说孔子已往教育弟子说过《周易》是卜筮之书)。只是子贡眼里认为《周易》被用来卜筮,自然就是卜筮之书,而自己的老师曾教导过不能信神灵与卜筮,可现在喜欢《周易》达到痴迷的地步,就指责老师难道也“信其筮乎”。
孔子对子贡的这最终的疑问,给出的回答是“子曰:‘吾百占而七十当,唯周梁山之占也,亦必从其多者而已矣。’子曰:‘《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又仁[守]者而义行之耳。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史巫之筮,乡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从《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巫卜筮其后乎?’”
这段话里的“吾百占而七十当,唯用梁山之占也,亦必从其多者而已矣”。
这一段话里有一句子内容不好理解。但并不表明孔子自已是个信占筮者,并且还是个占筮高手,那就误解了。那是讲述为何信从占筮者的道理。
然而也正是帛书《要》文里出现“子曰:‘吾百占而七十当’”这句话却被当今学界里认为孔子不但信筮卜,而且还是筮卜高手的证据了。
学界里一般把这句话理解为:“我一百次占,有七十次占对(或有的译:我占筮的准确率是百分之七十)。就是周梁山占的那一次(或有的译:就是用周梁山这种占法),也一定是取少数服从多数而已。”
这就把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本来是反对占筮,也常常教育其弟子们“德行王者,神灵之趋,智谋远者,卜筮之繁”的光辉形象给推翻了。孔子岂不是变成了一个没有智谋的好卜之徒了吗?把孔子说成不但不反对占筮,而且自己还常常筮卜。就出现在帛书《要》文里的那一句话,就要推翻《论语》中反映的“不承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加我数年,五十而学《易》,则可无大过矣”的孔子对《周易》如此的理性认识。显然靠《易传》佚文《要》里的那句话,就能证实孔子常常卜筮,这符合真实的孔子吗?这与《论语》一书所体现孔子的伦理道德政治思想不是相背离的吗?
至于《要》文里出现的“子曰:吾百占而七十当,唯周梁山之占,亦必从其多者而已矣。”这是孔子在学生子贡质疑其“夫子信其筮乎”,是来解释信筮者的道理,不是指自己信筮的行为与做法。孔子在回答子贡“夫子信其筮乎”时,孔子用了两个内容的回答,出现了两个“子曰”,是两层意思(子曰:‘吾百占而七十当,唯周梁山之占也,亦必从其多者而已矣。’子曰:‘《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第一层“子曰“意思是孔子“引用”,用“吾”(自己假若一百次占……)是从整个社会层面来讲信筮与不信筮的道理;第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