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时期这一套符号还没有演变成卜筮工具，即不具有卦学的意义。把那套符号演变成”八卦”筮术上的工具(即算卦工具)，应是《周易》一书被篡改成”繇称”格式以后的事情。在《周易》成书之前，那套符号只是一套符号而已，既不能称”数字卦”，也不是算卦的工具。
能把“六十四画符号”里的某些符号刻记在祭祀礼器上（如“中方鼎”）作为某种政治意愿的表现，说明商与西周人，对那套“六联体”符号（即“六十四画符号）的重视。
那么，《周易》作者为何不能将“六十四画符号”作为政治哲学一书的篇序来使用，以此引起人们对此书的重视呢？《周易》一书里的符号体系，只是作为文章排序的一套数序符号而已。这是我们依据考古发现《周易》成书之前出现在不同器物上的“六联体”符号之用途，以及《周易》一书内容与所用“六联体”符号关系的分析所得出的结论。《周易》一书里虽用有“六联体”的符号体系，从这套符号的发展史来看。即从这套符号的早期传承，到《周易》一书所运用这一时间里并不能证明这套符号已是筮术（或称八卦筮术）的工具。那么，《周易》一书所用的“六联体”符号仅仅是个符号体系，如同“甲子”符号那样，其意在于做为文章的排序而已。
总之，从考古上发现的属西周时期及以前出现在不同器物上的“六联体”符号（即“六十四画符号）的性质用途分析来看，这些“六联体”符号所体现的是祈福许愿之用，这应是原始符号崇拜的遗风。正如“中方鼎”里记载的“中”(中为答谢王善美的使命，制作了祭祀先人父乙的尊器)制作“鼎”时把王王室的“册命文告“铸在鼎上，目的是“祭祀先人父乙的“才铸造了这一尊器。自然才把传承的那套视为神秘的符号刻上2个(两个“六联体”符号)，恐怕是做为心愿而通过神秘符号传达给祖先，而不是卜筮结果。
由此证明《周易》成书之前，这套符号既不能称“卦符号”，也不能称“数字卦”，而只是一套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即“六十四画符号”）。也由此证明“六十四画符号”在《周易》成书之前还没有成为卜筮的工具，故《周易》作者用此符号作为六十四篇文章的排序没有任何的不当与神秘。
回过头来，看那些把出现在商和西周时期不同器物上的“六联体”符号说成是“数字卦“，显然是错误的。
这个极其错误的说法，则是始作俑者张政烺。
出现在不同器物上的“六联体“符号，早期人们无法释读。如出现在“安州六器”(宋代出土)拓片上的一对均由六个符号组合一体的“六联体”符号，释读为“族徽”的是郭沫若，当然这种解释是错误的，后被否定。
虽然现在也有学者对“数字卦”一说提出反对意见，但今天易学上的“数字卦”还是个跟风的主流说法。
把商代与西周初期出现在不同器物上的“六联体”符号说成是“数字卦“，单就这个“卦”字说，就足以推翻这种说法。
商代甲骨文里没有“卦”字出现，难道说商代就有了“数字卦“吗？说“数字卦“就认为那是实“占”(算卦)结果，也就误认为《周易》里那套符号在《周易》之前就是个算卦工具了，自然也就让人误认为《周易》开始时就是用算卦符号工具，创作了一部算卦书。故把《周易》之前出现在商与西周时期不同器物上的“六联体”符号说成是“数字卦“，是个极其错误的说法。
把那些“六联体“符号看成是数字组合，以排除于《周易》一书所用的那套符号之外，而称之为是“数字卦”，本身是个错误的说法。
那些出现在商周不同器物上的“六联体”符号，实乃就是那套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里的某些符号而已，并不是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之外还存在着一套数字组合的“数字卦“符号。
那套符号早期刻写方法与传承的地域关系有所不同，会篡入个别类如数字误写，都不足以否定那是个“六联体”符号的组合体，即使起初受数字的影响创立产生了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已是个符号系统的诞生，而不能再认为是“数字”了，更不能妄贴上“数字卦“(犹如考古发现早在5000年前“青墩遗址出土的麋鹿角“上刻有几十道刻划纹，被张政烺研究认为是“数字卦“。后被人用放大镜看，那只是几十道刻划纹，应属装饰纹而已)。
因为那套符号的产生组合，必有两个基础符号为基准，无论是用两个数字相互叠加组合而产生出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那就是一套符号出现了。
而那些属“六联体”符号组合的两个基础符号刻写上的差异，正如考古上发现的竹书《周易》与帛书《周易》里的那套符号里的两个基础符号刻写方法，与东汉刻在石碑上的《周易》里那套符号上的两个基础符号不是发生了极大的改变么？何况商代与西周早期出现在不同地域不同器物上的那种“六联体”符号的写法出现的有所不同，但依然是那种“六联体”组合的符号，就是由商代产生(目前考古发现最早出现在商代)而传承下来到今天的那套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