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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政治哲学演讲(三)(1 / 3)

卷一:正本清源话《周易》

第一章:《周易》文本探源

第一讲:今本《周易》

第三节:今本《周易》的定型时间

通过对今本《周易》最早的几种版本来看,截止目前发现的今本《周易》最早的版本,是上海博物馆收购竹简上抄写的今本《周易》。也已知所发现这一版本的标本,经鉴定距今时间为2257±65年。研究者认为标本的时间为战国晚期(严格的说竹简标本上下限应为战国晚期至西汉初)。不过上博藏抄写今本《周易》的竹简,不是挖掘品,而是在香港古玩市场上出现后被上博购回的。此竹简目前还不知是如何流转到香港,又是何时何处出土,这都是个谜。所以,楚竹书《周易》的出现,也就引起一些人的怀疑,怀疑“竹书《周易》”是现代人造假的东西。竹书《周易》也就失去了证据的力度。

退一步讲,上博藏竹书《周易》为真,上博藏竹书《周易》标本时间也早不了帛书《周易》多少年。即从时间和内容上来说,都不足以对“易学”产生多大影响。至于上海博物馆一些研究其所藏竹书《周易》的专家学者认为的:“在”易学”研究中有所谓“九·六”的争论,有的人认为“九·六”之名是汉代的人加上去的,先秦时《周易》没有“九·六”。楚竹书《周易》的问世,真相大白,为这场争论画上了句号。楚竹书《周易》的爻题有阴阳,以六表示阴爻,以九表示阳爻,每卦有六爻,自下而上为序。楚竹书《周易》的问世,证明了“九·六”这个名称在先秦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了”。

这种说法显然是错误的,因竹简的标本时期并不能证明战国晚期至前就是这种文本的《周易》。

对于今本《周易》里的“九·六”数字爻题,不是《周易》一书里的原创内容,是后来何时添加进《周易》一书里这一问题,当今“易学”界里已有说法。

对于爻题出现的年代,李镜池先生说:“六十四卦中每一卦画都有六行,每一行叫一爻。每一爻没有名称说起来也很不便。所以大概到了汉朝人编《易传》时,就根据每一爻的位置、性质,安上个‘初九’、‘六四’之类的称呼。”

(李镜池周易通义中华书局1981版第6页《前言》)

根据朱渊清的《马承源先生谈上博简》一文的介绍,已知上博藏竹书《周易》标本是在1998年做的鉴定。标本距今的时间是2257±65年,即距今已有2257年。但在2257年这个数字上,又给出了±65年的上下幅度。也就是说在2257年这个基数上可以再加65年或减去65年。那么,就出现了“2322年”与“2192年”这两个距今时间,也就推算出写在竹简上的数字爻题《周易》的上下年限了。

那么,根据上博藏竹书《周易》的标本鉴定时间来看,也就知道了,以“九·六”数字作爻题加入《周易》一书里的时间,是上至战国后期,下至西汉初期。若以2257年为准,也从1998年起向前推算,推算到公元前259年。那么,距今2257年的时代,就是战国末期了。这只是从竹书《周易》标本鉴定时间这一个方面来推断。

以上我们只是以上博藏竹书《周易》标本鉴定时间来看“九·六”爻题的《周易》文本,是何时书写在那些竹简上的。知道了书写在竹简上的以“九·六”为爻题的这种结构形式的《周易》文本,也就知道了今本《周易》定型的大致上限。不过这只是对今本《周易》文本定型时间的一个方面上的参考,还不足以证明今本《周易》定型的时间。如,是否在春秋时期,还春秋以前的西周时期也就有了这种以“九·六”爻题的《周易》文本么?显然,上博藏竹书《周易》是无法证明的。虽然,目前从地下考古资料来看,还没有比上博藏竹书《周易》更早的材料出现,来证明上博藏竹书《周易》距今时间之前就是这种以“九·六”为爻题的《周易》文本。但从地上传世文献的相关材料来看,战国晚期之前流传的却不是以“九·六”为爻题的《周易》文本。下面针对这一问题,我们就以地上的相关材料对此作出论证。

我们先从先秦时期的传世文献里来看,是否有引用过以“九·六”为爻题的《周易》文本。若按先秦时期里成书最早的书籍,并且又引用过《周易》里的句子,当属《论语》了。

《论语》一书里有一处引用《周易》“恒”里的句子用于说明事理。“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

这里的“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与今本《周易》“恒”卦“九三”爻辞是一样的。但在《论语》里引用时,既不点明出处,又不称《易》曰,更不反映“九三”这种爻称。为何孔子引用《周易》里的句子,而不点明出处呢?这恐怕是孔子的门生们抵触《周易》一书有关,认为《周易》被史巫用于过卜筮,所以,编篡《论语》时,将孔子引用《周易》里的句子,而不点明出处。

孔子晚年好《易》(指《周易》),就引起学生子贡的怀疑,形成了孔子与其学生子贡对《周易》一书性质看法的一场辩论。这事被反映在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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