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财富的积累主要是通过政治手段，才使中国文明产生之后延续下来史前的文化成分。张先生又举例出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古代城市以及文字都保持了连续性。(见《考古学专题六讲》第一节)这些都归因于“萨满式”的文明。
那么，什么是“萨满”呢？
“国内外萨满教研究者普遍把世界上最早出现的巫术宗教遗迹当作萨满教的早期例证。在这个意义上，萨满教和人类早期宗教具有相同的内涵，它等同于一般学者所说的原始宗教。
萨满教是原生性宗教。萨满教不是创生的，而是自发产生的。其历史中或许有非常著名的大巫师，但却没有明确的创教人，其主要的信仰与祭仪在氏族、部落、民族社会中，自发形成，代代相传”。(孟慧著《寻找神秘的萨满世界》前言)
萨满文化产生于原始氏族社会，它最突出的特征是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的祖先崇拜。萨满信仰是天地鬼神无所不拜，透过跳神仪式，神鬼附体，以驱魔、请神、祛厄、医病。中国东北是萨满文化的母源地之一。萨满式文明是以巫术为特征的广义萨满信仰的文明形态，这种文明特征广泛存在于中国乃至世界各民族中。张光直先生以萨满式文明解释中国古代文明的连续性模式，似乎言不尽意。把古代中国文明形成的模式认为是巫术宗教因素起着根本性的决定作用，这似乎是把“果”当作了“因”。况且世界各民族都出现过“萨满式的文明”，包括希腊民族。但西方能够形成“突破性”，从神话世界中突破出来，却如张光直先生的说法。而中国保持原始文化与思维方式的连续性，是否是由于萨满文化(即巫术宗教)起了决定作用呢？因巫术宗教文化属于意识形态范畴，而决定意识形态的根本因素，并不是意识形态本身。即宗教并不是社会形态的最终根本动因。但张光直先生的中西文明起源两种模式学说，既具有独创性，又有可比性。他的《考古学专题六讲》里的前两讲，介绍了西方学界解释人类文明起源的几种理论模式，并藉以探讨中国文明的起源为何形成连续性，却有很好的参考价值。而对于张光直先生的“中国古代文化是所谓萨满式的文明，这是中国古代文明最主要的一个特征”说法本身没有错，中国三代(夏、商、西周)时期确实是萨满式文明。犹如维柯关于人类文明三个时期划分中“神的时代”那样，只是个称法有别。中国古代文化的连续性的根本动力因素，不是萨满文化，即古代文明保持了原始文化的成分，并不是萨满文化所致。萨满文化本身也是“果”，如同生产工具，文字，等同属“蒙昧时代”文化成分的延续内容。萨满式文明不是中华民族的特有现象，而是世界各民族文明初期的普遍现象。不过这种现象在“轴心时期”或可称为“转型时期”，中国与西方却走向了不同的路径。中国的萨满文化，确实在“转型时期”后又得到了延续，至到中华民国时期。而西方(欧洲)的萨满文化不但从理论上，而且从“社会事实”上进行了彻底的清洗，即希腊的哲学排击了巫术，彰扬了理性。更重要的是欧洲中世纪的“一神教”，对巫术文化进行了残酷的清洗。这就是韦伯所说的“祛魅”过程。中国的“轴心时期”，即先秦也经历了一场“精神运动”，同样对巫术(萨满)进行了排击。但先秦与希腊哲学研究的对象、内容及方法都有所不同。对后世的影响自然也是不同的。东西方“轴心时期”后转变的最大不同，西方出现了“一神教”，以教义统领社会。中国则出现了专制的“大一统”，以儒家思想统领社会(犹如把儒学变成了儒教，或“国教”)。从意识上，一种是追求“彼岸”的，而一种是追求“现实”的。由此中国继承并发展了原生的宗教巫术。而东西方进入到近代时期，欧洲进行了第二次“精神运动”(或可称第二次“轴心时期”)即“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推动了欧洲社会新的转型。中国相比则完全不同于欧洲“轴心时代”后的路径。为何是这样，自然各自文化的背后，有其促使形成的因素，其因素也不是单一的一种理论模式所能揭示的。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等。马克思的“辩证历史唯物主义”对认识西方式的社会的发展史，也许是一种科学的方**。而对于“世界式”，即“中国式”，非西方式(按张光直先生划分法)的社会形态，也许就不能套用，应更辩证的去看待。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生产力是决定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变革的终极因素。而亚洲某些国家的社会事实，说明这种论断并不具有普遍的规律。日本生产力发展后走向军国主义，二战后在美国意识文化观念的强制下，却进行了社会改造。二战后的南韩与北朝鲜，一个半岛上出现的典型“社会事实”，正是两种不同意识形态文化下铸塑出的“活化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