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周易》始为“君子”设定了道德性的建设，把道德显然变成了政治谋略的促成条件，即“君子”的道德之目的成为了关乎政治成败的关键。只有心怀危机感和忧虑感的“君子”才能在众邦林立的竞争中寻求立足之地。而忧患又可使担当大任的“君子”经得住考验。
有了忧患意识，就有了思考，有了沉思。有了思考，有了沉思，才会对人生与社会有所认识，才不会对事物盲目的去迷信。《周易》作者的忧患意识，是对社会政治人生经过了一番沉思熟虑的理性思考，而产生了一部伟大的《周易》哲学，这理性之光，照亮了黑暗中的人们。
有了忧患意识，才不至于像迷途的羔羊。有了忧患意识，才能产生觉悟而担当起责任。有了忧患意识，才能看清未来而接近真理。
也正是《周易》作者的忧患意识，才树立起“有孚”（君子爱民）这面高高飘扬于东方的民本思想大旗。如同有了苏格拉底的忧患，把哲学从天上请回人间。如同有了普古斯丁的忧患（沉思），写出了《忏悔录》，把内心人生的苦难向上帝倾诉。如同有了笛长尔的忧患（沉思），写出了《第一哲学的沉思》，才开辟出近代认识论上的新航路。正是有了哲人的忧患，人类的航船才不会在迷茫中盘旋。有了哲人的忧患，才指引着人类朝着光明路途向前。
《周易》的忧患意识，是人类理性的起始，彰显着人文精神。《周易》里的忧患意识是对客观世界及现实社会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性及其所造成的事物的矛盾，而怀有一种积极向上主动的应对和预防意识。不同于宗教意识来源于对世界之不确定性的恐惧，而把自身寄托于神明，从而消除了自身的能动性。《周易》里的忧患目的是让统治者（君子）时刻觉醒，而提高执政与自身命运的警惕性。而转化忧患的根本出路在于“君子”的道德性，这就是《周易》政治哲学上的一个显著特点，并对其后的政治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以上是对“君子”道德性（“内圣”）建设的诸多内涵所作的简单分析。那么，《周易》里所建构的“君子”理念在“外王”上，即政治践行上为“君子”设定所遵循的准则又是什么呢？也就是“君子”的执政方略是什么？
《周易》一书六十四篇可以说都是为“君子”在政治践行上阐述的政治方略。
“易为君子谋”。《周易》一书就是为“君子”讲述安邦治国的政治谋略。是为“君子”安邦治国上设定了诸多应遵循的政治原则，即“君子”在治国理政上，所遵循的原则策略。
《周易》开卷第一篇《乾》，就是为“君子”讲述的政治谋略。从“潜龙勿用”，“见龙在田”，“飞龙在天”，“亢龙有悔”到“见群龙无首，吉”。是以龙隐喻“君子”政治之为的方法策略。但“君子”政治目的是“飞龙在天”，故“飞龙在天，利见大人”是“君子”政治目的，也是“君子”应遵循的一项原则。
《周易》一书为“君子”又设定了诸多施政上应遵循的政治原则，以下我们来分析“君子”在治国安邦上应遵循哪些政治原则：
1、“飞龙在天，利见大人”，“君子无首，吉”
《乾》篇是以龙比喻君子之为，君子终于一步步从“潜龙”到“见龙”（崭露头角），这是个不断进取（君子终日乾乾）而达到成功的位置（“飞龙在天”），终于实现了“君子”之治的理想作为。“利见大人”，指出现了有作为的人物。“君子”的最终是要在政治上大显身手，要大有作为。《周易》里的“君子”是积极有为进取的理想治国者。“君子”不是潜伏着，隐埋着，不出来为政，而是不断进取，有为，达到安邦治国的位置上。但《周易》又是为“君子”讲政治谋略的书。所以“君子”也不应在政治上“过及”，即“亢龙有悔”。“君子”是安邦治国的主体，是应在其位，而谋其政，不是不为，也不能过为。政治上的追求是“飞龙在天”，但“君龙无首，吉”，则是“君子”应遵循的政治原则，即君子们应各守其位，共同治理好这个天下，而不是争当第一。说白了，“君子”不要争霸于诸侯，“君子”应共同维护分封的‘天下’。
2、“开国承家，小人勿用”
这也是一个应遵循的政治原则，这一政治原则之意是：“分封诸侯，立卿大夫的爵位，没有身份资格的百姓是不能享有。”本句话是出现在《师》篇里的最后一段内容。“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这里的“大君”，应指有大德之君，这里并没有说是“周王”或“周天子”。《周易》一书里没有直接点出过“周王”或“周天子”的称呼。西周是文王开创的基业，周人建立周朝实行的是宗法分封制，把所谓的“天下”分割分封给氏族血缘身份成员。“周王”拥有都城的王畿地区，“王”的血缘氏族成员分封到各地（包括有功的功臣，及异姓建立姻亲关系），形成‘天下’诸侯拱王的一种政体。“周王”名誉上成为‘天下’的主，诸侯为一国的主。西周初期确立了分封制度，而这“开国承家，小人勿用”，无疑体现了分封制度的政治纲领。自然“君子”治国应遵循这一政治原则。《周易》一书是西周后期产出的，《周易》所体现的是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