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原罪”,还是佛教里的“四谛”痛苦,而寻求“灵魂”的皈依。而《周易》里的忧患意识不是看到了人生苦罪,恰恰是看到人生积极一面上的一种责任,即对人生持有一种理性的认识觉悟。如《坎》篇里的“习坎,有孚,唯心,亨,行有尚”。《周易》里的忧患意识觉悟,皈依到道德责任上。即用“爱维系人生的信念,拥有爱这种品行道德,就可超越人生路途上的坎坷不平”,这是把道德性作为人生的信仰。这种觉悟与责任在《周易》以前就已产生了,《尚书》中记载周初事迹的“周书”中不凡透出这种忧患,因忧患意识而产生了“敬德保民”的思想。周人取代殷商而建立周王朝,这次的“周革商命”后,周的统治者在政治实践中变得理性起来。特别是周公对“周革商命”过程进行了反思,即对“天命”有了反思。商是一个具有原始宗教意识的朝代,他们无条件的信仰上帝和神秘的天命,认为他们的命运由天命所主宰。故殷纣王在面对大臣对他荒淫行为进行劝诫,却无所顾忌的说:“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周代商后,周统治者看到政权交替变化过程,是民众起了力量,也使周的统治者认识到“天命不于常”(《康诰》)。天命不是永远不变的,而是可以改变的。周初统治者认为天命的转变是与统治者个人的“德”有很大关系的。商纣王娇纵淫逸,“故天降丧于殷,罔爱于殷”(《酒诰》)。相反,作为文王却“克明德慎罚…….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厥命”(《康诰》)。由于文王能够明德慎罚,具备高尚的道德,所以天命眷顾,让周取代了商。周初统治者的天命信仰是有条件的,即附加上了道德性,这与殷商的“天命”信仰不同了,认为天命“惟德是辅”,只要统治者能够修德,才能保住天命不失。这也是周初“以德配天”的根由,因此“敬天保民”,“明德慎罚”成为周初统治者的政治新理念。故周初统治者把忧患意识转向政治存亡之上,即忧患的内容乃是政权巩固和社会的稳定的维护与保障。而忧患的核心内容,则是对“小人”(民众)行德政。这就是政治上的觉悟与责任。这是周人从殷人灭亡所取得的经验,“以德配天”的内容是“敬天”,“明德”,否则“天命不佑”。所以周公在告诫成王要时刻处于忧患之中,保持戒惧谨慎的态度。
忧患意识,来自于政治成败上的自我觉醒意识。周代殷,取得了统治地位。因周本是大殷国的一个小国邦,反而取代殷的地位。周人要解释这种新的合法地位,就产生了“以德配天”的新说法。《尚书》中的“西周书”里不凡有一种忧患意识,即“失德”将会失去“天命”的保佑。这既可以说明殷亡周兴的道理,又可以教育新的执政者保持一种忧患意识,否则就会像殷亡那样的局面重演,才有了周公告诫成王(《召诰》)的那些忧患意识。而《周易》里的忧患意识更强,但又不同于《周书》中的忧患意识。《周易》已走出“以德配天”的观念,完全是理性的认识这个现实世界。《周易》突破了“以德配天”的理念,而转向“以德配民”,去掉了“天命”思想。
“《易》为君子谋”。《周易》是一部救世之策,是为“君子”(统治者)讲述治国安邦之策。
《周易》是一部政治哲学,也就突出的是政治忧患。即让君子安邦治国上常怀忧患意识。严格的说《周易》里的忧患意识不是针对众人而讲,即不是对人生的命运苦短,命运无常上的忧患,而是针对“君子”所讲的忧患,是让统治者(“君子”)治国安邦上居安思危,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不过《周易》里的忧患意识中引出了修“德”的思想来,《周易》里的修“德”,又是从政治实践中升华出来的忧患意识。修“德”成了“君子”趋吉避凶,安邦治国的法宝。这就是《坎》里说的:“习坎,有孚,维心,亨,行有尚”政治理路。《周易》里的“有孚”(爱)既是一个道德范畴,又是一个政治原则。故《周易》里的忧患意识既突出在主体的道德性,而归结到的是政治目的性,即针对“君子”对自己所处的政治处境与未来时刻抱有警惕自省,以修“德”而趋吉避凶上的政治忧患,目的是掌握统治策略与政治智慧。
如《离》:“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贞吝。”(不能长久保持品德操行,是要承受其耻辱,前途艰难。)
如《遁》:“遁尾,厉,勿用有攸往”。“好遁,君子吉”。“嘉遁,贞吉,肥遁,无不利”。
君子既常保品德操行,又要在仕途做好急流勇退。
《困》篇更体现的是政治忧患,(原文)“困,亨,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岁不觌。困于酒食,朱绂方来,利用享祀,征,凶,无咎。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劓刖,困于赤绂,乃徐有说,利用祭祀。来徐徐,困于金车,吝,有终。困于葛藟,于臲兀。曰动悔,有悔,征,吉。”
(译文)“处于困难险境,却能亨通,这是对贤德之人来说,没有灾祸,有这种说法,岂能不相信。等到屁股遭受了刑杖,又投入昏暗的牢房,三年不得相见(后悔莫及了)。受困于酒食宴会,佩着大红色的绶带接待方国的来宾,利用祭祀礼乐教化,征伐凶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