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这一途径。《周易》作者所希望“君子”完善其身，从一种人格道德的预设，即“君子”具有的道德性，而“君子”的道德性才是通向安邦治国的有利途径。“君子”也就成了通向理想之王的道德人格的预设，“君子”也就成了先秦儒家的理想君主的化身，是治国平天下给与“君子”的寄托。
我们说《周易》作者是儒学的鼻祖，《周易》一书奠定了儒学思想的基础。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学是在《周易》思想基础上的继承与发展。故《周易》的“君子”之道，与后儒孔孟所讲的“君子”或“王”之道是一个奠定与发展的关系。春秋战国的儒家给“君子”赋予上更多的道德内涵。但目的都一样，是预设“君子”之治的道德政治楷模。“君子”具备了道德，成为通向理想之君的一种资格。如同古希腊古典哲学家柏拉图《理想国》里的“哲学王”理念。柏拉图向往的是有哲学家出任国王来治理国家。中国古典时期的哲学家一样的是向往并建构出“君子”这一政治理念，目的是一样希望统治者应有道德性（当然道德性的内涵，是随着时代的不同而不同）。当然，《理想国》的“哲学王”与中国先秦构建的“君子”内涵是有区别的。
《乾》篇里的“君子”要学“龙”的那种变化本领，完全把龙拟人化。用龙的变化升腾来比喻君子之道，是给“君子”讲述如何做好君子的诀窍。东方哲学偏重于君道的谋略，虽然《周易》哲学不凡讲述“君”道谋略，但要区别于王权专制学说里的君道谋略是不相同的。如韩非子之学，是典型的“君王论”，讲君王的专制专权谋略，而《周易》是讲君子论，是讲“君子”的道德性建设与政治关系。故《周易》里所讲的“谋”与统治主体（即“君子”）的道德性相结合。这是先儒预设的“君子人格”，从“修德”到“外王”的一条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