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道理，其目的是维护王权等级制度。把“负且乘，致寇至”阐释成“小人（被统治者）”是天生负重者，而“君子（统治者）”是天生的乘坐车马者。反而把社会的混乱归咎于“小人”的越轨，如“小人”是天生的负重者，而不该乘坐车马。小人乘坐君子之器，才招致强盗的出现，“小人”永远是“君子”的奴隶，才是天经地义的。这《系辞》里引用“负且乘，致寇至”，而阐释出的说法，既无视原文的真实含义，又背离了理性与逻辑。可这正是王权专制时代里的‘逻辑’。《周易》“解”里的“负且乘，致寇至”，是说财富太显露，其寓意着贫富差距，才导致社会问题。这是论证“和解”所要重视与解决的问题。即反对贫富差距。“和解”的目的就是解决贫富问题，即解决社会矛盾问题。而《系辞》却把这句话阐释的恰恰相反，强调的是等级秩序，而维护其不平等制度。况且，这句话并不涉及“君子”与“小人”谁是负重者，谁是乘车者。而本篇的中心思想是讲“君子维有解，吉，有孚于小人”，即强调“君子时时做好和解工作，吉祥，又能更好的爱护他的百姓。”本篇中心是讲君子与小人应建立和谐的关系，即君子爱护小人，才能走和解的道路，建立和谐的社会。而后儒却从这“负”与“乘”，联想阐发出“小人”是天生负重的劳动者，“君子”是天生的乘坐马车者。《系辞》的思想是维护等级制度的，是鼓吹等级制度的。《系辞》对《周易》的阐释是引向歧途，引向神秘主义的泥潭。《周易》这部先秦时期里的一部哲学书，既被巫史所阉割，又被王权主义者所强奸。《系辞》文就是一块蒙在《周易》一书上的侵染着王权神秘主义思想斑斑污垢的臭摸布，一旦把蒙在《周易》头上那些肮脏的抹布揭去，才得见《周易》真实而美丽的面目。
到了西汉，上书汉武帝而倡导“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董仲舒，在其“对策”里也引用了《解》里的“负且乘，致寇至”这句话。董仲舒引经据典同理是佐证所陈述的王权等级秩序。“易曰‘负且乘，致寇至’。乘车者君子之位也，负担着，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庶人之行者，其祸患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当君子之行，则舍公仪休之相鲁，亡可为者也。”虽然董仲舒引典又举例而阐释的是“君子”应行仁讲义，不能像“小人”那样取财求利。但董的引述与阐发与《系辞》里的阐释的道理并无二致。董仲舒一样的认为，“君子”与“小人”是天生的差别。更危言耸听的是，把“小人”说成是天生的没有仁义之心的唯利是图者。因这里董仲舒引述的“君子”与“小人”的概念，还看不出是道德概念。正是这些后儒们引述“负且乘，致寇至”，而歪曲的解释，将《解》里的“负”与“乘”附会成“君子”与“小人”之等级是天经地义的，这是背离原文的含义。歪曲与任意的解释‘经典’，其目的是维护王权专制的等级制度而寻求理论依据。这正是文化专制里的典型写照与思维逻辑。
“解而拇，朋至斯孚。”
“拇”：手，或足大拇指。本段的字义是“解开了手脚，是朋友的到来，才由此信用。”这一句是上句意的继续，因财富的显露于差距，才招致灾祸。即出现了社会问题。那么，怎样消除与化解呢？还是要靠爱与信用。这里依然强调的是“孚”（君子爱民）为根本。虽然本句是比喻，可寓意的是君子爱护百姓（小人），才能树立和解的威信。
“君子维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本段正是本篇所表述的中心思想。说来论去“君子只有懂得了和解，而关心爱护其百姓，才是正确的政治方针。”如何得出这个道理呢？正是通过上面的举例，使君子（统治者）认识到造成“负且乘，致寇至”的社会问题的所在，如同一方是“朱门酒肉臭”，而另一方是“路有冻死骨”的社会问题，才是君子思考所解决的问题，也是君子思考如何建立一种长治久安的社会政治问题。“君子维有解，吉，有孚于小人”，正是《周易》构建的君子之治的政治理念。统治者（君子）关心爱护（有孚）百姓（小人），才是走向和解与建立和谐社会的根本。
“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
本句已然是用比喻以喻政治上的道理。这里的“公”是指公侯。这里是借用“公”用箭射杀盘踞在高高城墙上的凶猛之鹰，而寓意什么呢？这“鹰”是象征凶恶的东西，而这凶恶的东西，被“公”所除掉。这里虽是比喻隐患消除了，前进的路上，是无往而不利。但比喻象征什么呢？这里作者为何不说“王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呢？而是“公”呢？是否象征着，诸公们面对盘踞在高高的都城里某个为害之君，可以联合起来给除掉。这就是体现了作者向往的是“君子”共治的政治思想，而不是王权专制。
总之，本篇已然是通过正反两面，讲述“和解”的政治道理。而中心体现在和解与和谐，应建立在上体恤下，爱护下的基本原则。即“君子维有解，吉，有孚于小人”的这种政治理念。若违背了这种原则，诸公就可铲除之，才能达到社会的和解与和谐，才能使社会向前发展，即无往而不利。